接受美学认为,读者解诗总是凭借着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将别人的诗读成自己的一首诗。(参见姚斯《接受美学与接理论》)换言之,读者从诗中读出了什么,主要是跟读者是个怎样的人有关,而不是跟作者这个人怎么样有关。鲁迅先生有云:“《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名言,形象地阐述了六十年代才出现的接受美学的观点,大有先见之明。 依据这样的观点,再读孟子“知人论世”之说,觉得不妨作一新解。对孟子之说,传统批评一直奉为圭臬——解读诗文,要了解作者其人以及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做到知人论世,方能解出诗文旨意。所谓新解,便是将了解作者其人替换成了解读者其人。如果我们觉得难以接受读者(批评者)对诗的解读时,不妨对读者(批评者)来一番“知人论世”,再来评判其解读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能被接受。 且看一例。韦应物有诗《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宋末诗人谢叠山解云:“‘幽草’、‘黄鹂’,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春潮带雨晚来急’,乃季世危难多,如日之已晚,不复光明也。末句谓宽闲寂寞之滨,必有贤人如孤舟之横渡者,特君不能用耳。此诗人感时多故而作,又何必滁之果如是也。”(见《唐诗品汇》)对谢叠山的解读,后来的批评家多持否定意见。明代唐汝询批曰:“谢注谓四语皆比,穿凿殆甚。”(《唐诗解》)清代诗人沈德潜批曰:“元人谓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此辈难与言诗。”(《唐诗别裁集》) 谢叠山解读的是否具有合理性,很值得一辩。 谢的解读中包含着对自己的肯定:“此诗人感时多故而作。”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解出了诗人的用意所在。依传统批评,能解出诗人的本意,那便是正解。但是,唐汝询、沈德潜是不同意的,他们认为这首诗中根本不存在跟时局有关的寄托,所以都不客气地嘲讽否定了谢解。谢的自我评价,受到传统批评家的批评,那么,按接受美学能认同吗?当然更不能认同。对于接受美学而言,所谓诗人的本意从诗句中是根本解不出的,解出来的都是读者之意图。自称得了正解,这在接受美学那里是非常荒谬可笑的说法。 那么将谢的解读作为读者意图来看,按接受美学能认同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谢叠山、唐汝询、沈德潜虽然同为批评者,但其人生经历与所处时代不同,对同一首诗作出不同的解读,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要探讨谢解的合理性,就不妨探讨一下谢叠山其人其事,对他来一番“知人论世”,从而知晓他是怎么从诗中读出那些“君子”“小人”“季世危难”的寄托来的。从《宋史•谢枋得传》可知,谢枋得(号叠山)是宋末元初人,为人豪爽,性好直言,以忠义自任。出仕后,因直言政事得罪权臣贾似道而遭贬谪。复出后,率众抗元,但南宋大势已去,终究无力回天。谢长恨奸佞当道,贤人被弃,眼睁睁看着南宋走向灭亡。入元后,拒绝出仕,隐于民间。最终被逼北上,绝食而亡。这就是谢叠山其人其事及其生活的社会背景。有此背景的谢叠山读前人诗句,自然很容易加入自己的经历感伤而构成自己的一首诗,一首讽谕诗,用以讥讽“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的朝政,抒发季世危难多、君不能用贤人的憾恨。这便是谢叠山解读的由来——将韦应物提供的文本“锤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也恰如鲁迅所言,是“革命家看见排满”。这种“锤打”,传统批评不能包容,而依据接受美学的理论却正是合理的解读之一。 那么,怎么看待唐、沈对谢的否定呢?谢叠山是从决死的战场上走下来的诗人与批评者,而唐汝询是一位盲人学者,沈德潜也是埋头治学之人,谢的伤痛与忧患非唐、沈之所具,故而谢之解读也就不是唐、沈所能知。也就是说,唐与沈否定谢解,也是他们的经历与经验所决定,按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归结起来,由这个例子或许可以做个结论:有谢叠山其人,才有谢叠山其解——传统批评的“知人论世”在现代批评中完全可以新解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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