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欧德绪 于 2020-7-26 16:54 编辑
僧敲谁家门 ——由“推敲”故事引出的话题 “推敲”是流传日久的诗坛佳话。在“僧敲月下门”的诗句中，“敲”比“推”好，一直受到普遍的认同。 然而，并非没有不同意见。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就对“推敲”故事提出过异议。朱光潜在《咬文嚼字》一文中说： “‘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频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朱光潜的意见可概括为两层意思：一是“敲”不见得比“推”妙；二是到底用哪个字为妥，只有贾岛自己知道。 朱光潜的第二层意思，明代王夫之早有过论说，其《姜斋诗话》云：“‘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他人之说梦，纵令形容酷似，何似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王夫之认为若只是凭空想象，则难以表达当事者内心的细微之处。虽然韩愈是在了解情况后，顺着贾岛的沉吟而思之，但王夫之的结论还是诗人自己“即景会心”必能选定最灵妙的用字，不用他人代劳——说白了就是，韩愈替贾岛选字是多此一举。朱光潜强调需要“推敲”的不是文字而是思想感情，贾岛的思想感情只有他自己知道，韩愈是帮不上忙的。这与王夫之所说大致相同。从来吟诗赋词都是诗人情动于中而发于外，这内心世界的事，他人确实代劳不得，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王夫之与朱光潜的质疑是言之成理的。 但是朱光潜认为“敲”不见得比“推”好的分析，一反常说，自然难免也受质疑了。下面单举牵涉到李凝“幽居”的一例来说说。 有杜宗汾先生在《古诗文赏读指要》（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中针对朱说，提出辩驳：“如果单就‘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而言，朱先生的分析可谓力排众议，别开生面。但如果把两句放到全诗中去读，并把全诗贯通起来读，他的解释恐怕是站不住脚的。”杜先生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未见过把寺庙称作幽居的，而诗题“题李凝幽居”也说明这是普通民居，所以诗中所敲之门是李凝的家门而非庙门；二是诗中之僧是贾岛自称，史书中记载贾岛屡试不举曾为僧。所以此诗是写贾岛访友不遇，未能敲开友人家门，而非朱先生所说孤僧步月归寺。 杜宗汾的质疑有没有道理呢？既可说有，也可说没有。 先说没有。因为是针对朱光潜的观点提出的质疑，所以，朱光潜对诗句是怎样理解的必须搞清楚。看得出来，朱光潜把“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是读成诗人眼中所见之景的。贾岛在夜访友人不遇之时，看到有飞鸟夜宿池边之树，有孤僧敲响月下庙门。这僧，是夜归之僧，与曾为僧人的贾岛不是同一个人；这门是僧庙之门，与贾岛友人李凝的幽居之门不是同一扇门。也就是说，杜宗汾的质疑跟朱光潜的解读不是一回事，很有些无的放矢的遗憾。而且朱光潜的理解应该是通常的理解。推测起来，贾岛自己与韩愈应该也是这么想的。理由是，如果“僧”是贾岛自称，门是友人李凝家门，那么贾岛夜访友人还会去设想直接推门吗？除非是事先有约，并且友人已说好虚门静候。但此诗中的贾岛无疑是不速之客，而友人之门恐怕是非“敲”不可，更哪有“敲”过之门，写到诗中还要想去“推”呢？这是杜宗汾质疑落空之处。 也许杜先生会进一步质疑，既然诗题是“题李凝幽居”，怎么会去写不相干的孤僧野寺呢？答曰：李凝家邻近野寺，不更显其幽么？再说开一点，李凝幽居是否真的邻近野寺也无关紧要，诗人笔下“有造境，有写境”，只要“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王国维《人间词话》语）即可。为写李凝居所之幽，想象其周围荒凉，唯有一孤庙野寺；再想象有孤僧步月夜归，格外显出诗人访友不遇之怅然——幽居中不见人，而野庙中还有僧人在。正因为是想象孤僧夜归，才会进一步想象其是“敲”门还是“推”门，而敲与推在这里是各有妙味的，于是就有了“推敲”的佳话。 那么，杜宗汾的质疑还有合理性么?回答是肯定的。其质疑恰恰体现了诗歌是可以有多样性解读的。诗的语言不可能像散文那样写得明明白白——曾经做过和尚的我，月光之下敲了敲朋友李凝家的门；或者，忽然远远地我看见有一个和尚正走回寺庙，月光之下，看不真切，和尚是在敲门还是在推门。诗语的简练，为读者的想象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只要诗句串联起来合乎情理，不管是解作贾岛敲李凝家门，还是和尚敲庙门都是合理的。 或许有人会问，贾岛此诗既有“推敲”的故事做背景，再解作“贾岛敲李凝家门”是否有曲解之嫌？答曰：“无妨。”且不管“推敲”故事是否确有其事，须知一部《本事诗》是被归入小说类的，把此类故事当作信史，难免会上当；就算“推敲”是真事，读者也尽管可以视而不见，就依据文本做出自己的解读，只要其解读不脱离文本所限制的范围，从情理上说得通，即便不符合作者其时其景其心理也是具有合理性的解读。“知人论世”是传统批评的信条，现代阐述学、接受美学已经完全颠覆了这一信条。作者其人其事与其生活的背景，对解读诗歌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其人其经验与其生活的环境。后人总是依据着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在解前人之诗，努力把前人的诗解读成自己的一首诗。这是接受美学为我们揭示的一个事实，正如接受美学的发轫者姚斯所言：“我们决不可能像传统批评相信的那样去复述一首诗或‘接近’于它的本意，我们最多只能构成另一首诗，甚至这种系统的再阐述也总是一种对原诗的曲解。”（见姚斯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既然解诗总是“曲解”，那么这位僧不管敲了谁家门，也都错不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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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6 12:51
发表于 2020-7-26 1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