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简史

嬴无忌

    诗词至南宋末期逐渐衰落下去，权臣韩侂胄开禧北伐失败之后，宋室迫不得已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嘉定和议”，宋、金之间再次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阶段。在貌似繁华太平的环境中，统治者贪图苟安、耽于享乐，主和派势力把持了朝政大权，抗战派力量则遭受着排挤，文人们的爱国热情此后逐渐消减，以致陆游式的慷慨悲歌久无嗣响，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流连光景、咏叹人生为主的两个诗人流派，一为“永嘉四灵”，二为“江湖诗人”。
    为永嘉学派钜子叶适所提携的赵师秀、徐照、徐玑、翁卷四人，一起被合称为“永嘉四灵”。他们认为诗歌应该“自吐性情”，以五律为写作的主要载体，收敛情感，锤炼字句，苦心雕琢，力图表现出一种凄清冷漠的平和心境与自然淡泊的高逸情怀。赵师秀“名冠四灵”，他总结同仁的艺术主张，公开打出宗法晚唐的旗帜，以“姚贾诗法”相号召，直接影响了一大批江湖诗人，打破了“资书为诗”生硬晦涩的“江西诗派”横霸南宋末诗坛的局面。
    “江湖诗派”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在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字句精丽，长于白描，但境界比敛情约性的“四灵”要更为开阔一些。《千家诗》编者刘克庄早年与“四灵派”翁卷、赵师秀等人交往，诗歌创作学习晚唐，刻琢精丽，题材狭窄；后与江湖派戴复古、林希逸、敖陶孙相友善，转而推崇陆游、辛弃疾，向上取法李杜，修正杨万里倡导的晚唐异味，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得以成就宋诗最后的辉煌。“江湖诗派”翘楚刘克庄作品数量丰富，内容开阔，多言谈时政，反应民生；其词则以爱国思想内容与豪放的艺术风格见称于世，但散文化、议论化倾向也较为突出。《落梅》、《贺新郎·九日》等篇算是刘克庄笔下的精品。

嬴无忌

    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其诗继承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规模李杜，语言朴实无华，意境悲怆沉郁，气势磅礴壮丽，风骨遒劲凛然，毫无雕琢痕迹，其“丧乱诗”不仅将诗与史奇妙结合，更创新采用联章绝句、律诗的手法，把悲壮慷慨的感情表现于苍莽雄阔的意境之中，足以奠定他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其词学苏轼，气象雄浑苍莽，境界博大壮阔，但又不乏摧刚为柔、幽婉深挚之作，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用俗为雅，变故作新，虽传世不多，但在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其诗论相当全面地评论了自汉魏下迄宋季这一千余年间的重要诗人及诗派，表达出重视自然天成的意境和雄放壮伟的风格之诗学主张，一直为后代的诗论家所重视。巨手开先的元好问凭《摸鱼儿·雁丘词》、《水调歌头·赋三门津》、《木兰花慢·对西山摇落》、《论诗三十首》等佳作冠绝于时。

    完颜璹，元好问誉之为“百年以来，宗室中第一流人物”。他的词多抒写随缘忘机、萧散淡泊的意绪；其诗则多表达对富贵功名的鄙弃和对生活的超脱，用语清淡雅致，色调散淡疏朗，气象清远蕴藉，意境萧逸清新，风格平淡自然。后期，随着金朝国势的衰落，加之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得志，完颜璹的作品中有了抱负难伸乃至嗟老叹贫的感慨，如《朝中措·襄阳古道灞陵桥》。

嬴无忌

    金代诗词，从金国初建到海陵朝的“借代异才”为金诗奠基期，代表诗人为宇文虚中和吴激；从金世宗到金章宗统治时期，金国进入相对稳定的全盛阶段，金诗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代表诗人为蔡珪和党怀英；蒙古崛起，贞佑南迁，金国日渐衰落的时期，诗人们针砭时弊、收拾人心，金诗也逐渐走向成熟，代表诗人为赵秉文、李纯甫和完颜璹；金亡前后，诗人们抒发离黍之悲、起兴存续之念，与南宋的遗民文学相表里，金诗至此达到巅峰，代表诗人为元好问、段克己和段成己。金代诗词在本土、辽、宋三地诗人地哺育和熏陶之下，不断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诗词风貌，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北进历程，对北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为元代杂剧的诞生创造了前提条件。
    尤争气骨的苏词在江北金国备受推崇的同时，专精声律的“乐词”也在江南宋朝大行其道。“骚雅派”重要成员吴文英主要师承周邦彦，重视格律，重视声情，讲究修辞，善于用典。在表现手法上，其词具有打破传统的层次结构方式、虚实相生、转换自由、跳跃性强、现实与想象杂糅的特点。就题材而言，多为酬答、伤时与忆悼之作，风格柔婉雅致、密丽深幽，但雕绘过甚，时有堆砌之病、晦涩之失。吴文英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南宋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号称“词中李商隐”，《唐多令·惜别》、《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是其代表作。
    宋元易代之际，在统治者的扶持下，道教出现了兴盛的局面，而由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教便是这一时期影响力最大、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新道教。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尹志平等全真弟子继承宋代俗词俚俗化的风格，写下了大量“俗化”的修真词作。修真词不仅拓宽了诗词创作的渠道，更在由词到曲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嬴无忌

    修真的文人毕竟不是主流，在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历史境遇中，异族高压统治和中原文化沦丧所导致的双重失落感，令坚持民族气节的遗民诗人们倍感愤恨悲痛，他们不由对故国产生了浓重的依恋情怀，并通过文学创作及行动做法等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此群体独有的“临安情结”，在遗民史上具有其特殊性。此情结在历史、文化及心理诸多内外力综合作用之下形成，逐步成为“遗民诗派”自我灵魂和创作灵魂的主宰，他们用血泪悲歌抒写民族气节和尊严，表现出宋末文学的强烈正义感，一扫宋诗标榜宗派的恶习，转而形成一种新的精神新力量。当年如文天祥、谢翱、方凤、林景熙、汪元量、谢枋得、许月卿、郑思肖、刘辰翁、真山民诸人，或以身殉国，或遁身世外，他们跟金遗民诗人一样，文盛气卓、坌愤激讦，于艰险浊流之中异调突起，抒写其亡国之痛，离乱之情，成就了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段极其光辉的岁月。

嬴无忌

    宋末杰出的政治家、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初学“江西诗派”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辞藻，写些平庸的应酬诗。后期标举杜甫，诗风大为改变，不仅内容变得充实丰富，情感变得深沉厚重，而且诗歌语言也沉着凝练起来。他将个人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以诗记录当时坚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如《过零丁洋》与《正气歌》。晚年在燕京狱中，文天祥将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集杜诗》一卷，共五言绝句两百首，把历来被视为文字游戏的集句诗，变成了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创作。

    文天祥兵败被俘后，随三宫北上的宫廷琴师汪元量曾多次到囚所探望，并以诗勉励好友文天祥尽节。汪元量早期创作受“江湖派”的影响，意境幽窄。德祐之变，经历了去国怀乡的痛苦之后，他师法杜甫，并继承了陆游、辛弃疾、陈亮爱国诗词的传统，诗词作品转以纪实性与悲怆情感为核心，融合遗民情怀与历史反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豪华落尽，汪元量用七绝组诗来记录国亡前后之事，多故宫禾黍之悲，景真情挚，凄怆哀婉，时人比之为杜甫，称其作品为“宋亡之诗史”，《易水》、《湖州歌·其六》为其代表作。
    谢翱与汪元量以诗存史，上承杜甫，下启顾炎武。作为宋末遗民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人物，谢翱诗、文、词俱工，而诗的成就尤为突出。其作品沉痛悲凉，意旨深密，风格峭劲，深刻地反映了在蒙元异族统治下人们哀痛的心情。在艺术手法和章法格局上，谢翱博取屈原、李贺、孟郊等诸家之长，而又时造新境，他打破绝句独立自守的藩篱，采用绝句组诗来曲折叙事和倾诉积愤哀思，手法独具一格，深得时人称颂。《琼花引》、《书文山卷后》、《过杭州故宫二首》等作品写得还算可以。

嬴无忌

    宋末杰出的政治家、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初学“江西诗派”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辞藻，写些平庸的应酬诗。后期标举杜甫，诗风大为改变，不仅内容变得充实丰富，情感变得深沉厚重，而且诗歌语言也沉着凝练起来。他将个人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以诗记录当时坚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如《过零丁洋》与《正气歌》。晚年在燕京狱中，文天祥将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集杜诗》一卷，共五言绝句两百首，把历来被视为文字游戏的集句诗，变成了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创作。

    文天祥兵败被俘后，随三宫北上的宫廷琴师汪元量曾多次到囚所探望，并以诗勉励好友文天祥尽节。汪元量早期创作受“江湖派”的影响，意境幽窄。德祐之变，经历了去国怀乡的痛苦之后，他师法杜甫，并继承了陆游、辛弃疾、陈亮爱国诗词的传统，诗词作品转以纪实性与悲怆情感为核心，融合遗民情怀与历史反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豪华落尽，汪元量用七绝组诗来记录国亡前后之事，多故宫禾黍之悲，景真情挚，凄怆哀婉，时人比之为杜甫，称其作品为“宋亡之诗史”，《易水》、《湖州歌·其六》为其代表作。
    谢翱与汪元量以诗存史，上承杜甫，下启顾炎武。作为宋末遗民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人物，谢翱诗、文、词俱工，而诗的成就尤为突出。其作品沉痛悲凉，意旨深密，风格峭劲，深刻地反映了在蒙元异族统治下人们哀痛的心情。在艺术手法和章法格局上，谢翱博取屈原、李贺、孟郊等诸家之长，而又时造新境，他打破绝句独立自守的藩篱，采用绝句组诗来曲折叙事和倾诉积愤哀思，手法独具一格，深得时人称颂。《琼花引》、《书文山卷后》、《过杭州故宫二首》等作品写得还算可以。

劲夫

～内涵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