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与陆游一样,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但他不像陆游一般喜欢写作诗歌,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情绪的体裁之中。辛弃疾继承苏轼词气高天下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将传统的豪放和婉约融汇于一体,深于寄托,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青玉案·元夕》、《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等作品便是明证。如果说东坡是“以诗为词”,那稼轩则是“以文为词”,语言愈发自由解放起来,他不仅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兼且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便能别出新意。稼轩词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辛弃疾堪称“一代词雄”。
与陆游、辛弃疾同时驰突于当时词林,在抗金问题上主张一致,同作壮词感愤时事的,还有陈亮、刘过、岳珂、刘克庄、戴复古、韩元吉、杨炎正、刘辰翁诸家,他们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彼此相近,遂自然形成了一个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在南宋前期,辛派词成为了词坛的主要流派。 状元思想家陈亮,一方面借鉴比兴寄托的手法,以婉约词呈现出词体的本色风格;而另一方面,做为辛派豪放词人,他又用词慷慨激昂地阐述政治见解,抒发抗金北伐的宏志大愿,表达炽烈的爱国情感,虽然充满了激昂的雄辩和政论的色彩,但整体上不够圆融,其上佳作品为《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和《念奴娇·登多景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