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楼诗词话(一~十)
作者:宋珩舸,自号卧山,别署知泥斋、履庐、山外楼看客、不远室主人。
一
诗成为纯文字文学后,则注定了多半只能是读书人、文字人、文人学者们的工具,相对的小众圈子传播。而可歌可诵更有利于所谓大众化,或者说,更有利于民间传播影响和参与,但这不是说,不能歌、诵,就不能实现民间传播影响和参与,而是说有了歌、诵,会更加有利。 二
旧体诗词的多解性,既有文本蕴藉曲折的艺术特性,语词意义的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诸种延伸衍变所致,也有读者依主观认识理解、自取所需所致。一般而言,前者是后者合理存在的基础前提,是文本一经生产出来就自动就有的,而读者权利意识、新诠释观是后发的。同时,客观映之于主观,主观移之于客观,主客观互摄互融,一涉意义,不惟客观。 三
很多时候,读者喜欢一首诗,不是因它的技艺多炫,而在于简单的情感认同,从“熟悉而陌生”到“陌生而熟悉”,相似的经历却又有一些新鲜的读感,让作者表达了读者未曾表达过的比拟、想象或是其他,最终又因这种基于相似经历的新鲜表达,加强了对相似经历的情感认同。有时,我们太热衷于挖掘诗的深意,或者追逐曲折深奥的诗,但不能否定了简单的诗的好,应允许诗性诗心给予“简单”重要的位置。 四
写今之作若追求意象的新异或者欲表达思理的深刻、复杂、独特,却枯涩有余,缺乏浑然天成,便如戴着许多层的面具,叫人不可亲近。这样的诗词应该有它自己的生存空间,但绝不能把它就当成写今的唯一之路,甚至当成未来的希望。 五
理论、评论虽然对诗词创作有一定的指鉴意义,但很多时候都是属于事后型的,创作时难以记那么多的条框、法则、手法,只有宏观的道会记得,创作时精力主要是直遇感动、体味感动、抒发感动。 六
物为己之思而用,在诗词中物的客观性相对不是很重要,观照性是第一位的。这样说,并非提倡诗作者们去当唯心主义者,而是要敏于、善于与物的“交流”。写诗的人,与别人缺乏深度交流,还可原谅,但与物缺乏深度“交流”,也就是缺乏深入的移情、返照、感动、思索,则终会锐减乃至丧失写诗的动能。 七
诗作者只要能表达一个独特的细节,或者只要能独特地表达一个普通的细节,大概就可无愧疚于己了。 八
闲适的诗,就闲适地作,关键在于做减法,想要加入或赋予太多的东西,就不容易闲适了。杨万里在《颐庵诗稿序》中说:“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诚斋着眼的是所有诗的做法,注重的是“活法”。我以为,“活法”很重要的一面是“减法”,这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类型、题材、体式的诗,但至少闲适诗合适做“减法”。对诗词作者来说,生活、情感欲断舍离,若作诗不断舍离,就不是真的断舍离。 九
戏谑之作,关键要在戏与不戏之间拿捏好,戏太多则只是段子,不戏太多则不成戏谑。能笑之哭之(恨之、叹之)又哭之(恨之、叹之)笑之,则是较成功的戏谑。 十
解诗最佳是知人论世,感受世之情态、人之事迹,就能更加调动读者的感情因素,以情动人正是中国诗的一大传统。技术主义、文本主义的解读,是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做法,这其中自有评者对作者不了解的客观原因所限,而且技术、文本角度的解读,有它的价值和作用,不能完全抹杀,但应防止它发展成为一种技术主义、文本主义的价值观,更要防止它一家独大,诗技诗法不是我们作诗、读诗、评诗、论诗的全部。 (待续)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知泥斋与山外楼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