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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认为，读者解诗总是凭借着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将别人的诗读成自己的一首诗。（参见姚斯《接受美学与接理论》）换言之，读者从诗中读出了什么，主要是跟读者是个怎样的人有关，而不是跟作者这个人怎么样有关。鲁迅先生有云：“《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名言，形象地阐述了六十年代才出现的接受美学的观点，大有先见之明。 依据这样的观点，再读孟子“知人论世”之说，觉得不妨作一新解。对孟子之说，传统批评一直奉为圭臬——解读诗文，要了解作者其人以及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做到知人论世，方能解出诗文旨意。所谓新解，便是将了解作者其人替换成了解读者其人。如果我们觉得难以接受读者（批评者）对诗的解读时，不妨对读者（批评者）来一番“知人论世”，再来评判其解读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能被接受。 且看一例。韦应物有诗《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宋末诗人谢叠山解云：“‘幽草’、‘黄鹂’，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春潮带雨晚来急’，乃季世危难多，如日之已晚，不复光明也。末句谓宽闲寂寞之滨，必有贤人如孤舟之横渡者，特君不能用耳。此诗人感时多故而作，又何必滁之果如是也。”（见《唐诗品汇》）对谢叠山的解读，后来的批评家多持否定意见。明代唐汝询批曰：“谢注谓四语皆比，穿凿殆甚。”（《唐诗解》）清代诗人沈德潜批曰：“元人谓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此辈难与言诗。”（《唐诗别裁集》） 谢叠山解读的是否具有合理性，很值得一辩。 谢的解读中包含着对自己的肯定：“此诗人感时多故而作。”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解出了诗人的用意所在。依传统批评，能解出诗人的本意，那便是正解。但是，唐汝询、沈德潜是不同意的，他们认为这首诗中根本不存在跟时局有关的寄托，所以都不客气地嘲讽否定了谢解。谢的自我评价，受到传统批评家的批评，那么，按接受美学能认同吗？当然更不能认同。对于接受美学而言，所谓诗人的本意从诗句中是根本解不出的，解出来的都是读者之意图。自称得了正解，这在接受美学那里是非常荒谬可笑的说法。 那么将谢的解读作为读者意图来看，按接受美学能认同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谢叠山、唐汝询、沈德潜虽然同为批评者，但其人生经历与所处时代不同，对同一首诗作出不同的解读，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要探讨谢解的合理性，就不妨探讨一下谢叠山其人其事，对他来一番“知人论世”，从而知晓他是怎么从诗中读出那些“君子”“小人”“季世危难”的寄托来的。从《宋史•谢枋得传》可知，谢枋得（号叠山）是宋末元初人，为人豪爽，性好直言，以忠义自任。出仕后，因直言政事得罪权臣贾似道而遭贬谪。复出后，率众抗元，但南宋大势已去，终究无力回天。谢长恨奸佞当道，贤人被弃，眼睁睁看着南宋走向灭亡。入元后，拒绝出仕，隐于民间。最终被逼北上，绝食而亡。这就是谢叠山其人其事及其生活的社会背景。有此背景的谢叠山读前人诗句，自然很容易加入自己的经历感伤而构成自己的一首诗，一首讽谕诗，用以讥讽“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的朝政，抒发季世危难多、君不能用贤人的憾恨。这便是谢叠山解读的由来——将韦应物提供的文本“锤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也恰如鲁迅所言，是“革命家看见排满”。这种“锤打”，传统批评不能包容，而依据接受美学的理论却正是合理的解读之一。 那么，怎么看待唐、沈对谢的否定呢？谢叠山是从决死的战场上走下来的诗人与批评者，而唐汝询是一位盲人学者，沈德潜也是埋头治学之人，谢的伤痛与忧患非唐、沈之所具，故而谢之解读也就不是唐、沈所能知。也就是说，唐与沈否定谢解，也是他们的经历与经验所决定，按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归结起来，由这个例子或许可以做个结论：有谢叠山其人，才有谢叠山其解——传统批评的“知人论世”在现代批评中完全可以新解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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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9 21:47
发表于 2020-8-10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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