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半山 于 2020-5-20 20:53 编辑
谁可与言诗 可与言诗,典出《论语》。孔子曾对子贡与子夏两位弟子说:“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贡、子夏有何表现,能得到老师这般赞赏?两人各有一个故事。
子贡是向孔子请教做人的道理:“如果做人能做到贫穷但不奉迎讨好富人;富了但不傲慢对等贫者,怎么样呢?”孔子回答说:“做人能做到这样也算不错,但是还比不上贫穷却乐于探求大道,富有却喜好以礼行事。”子贡想了想老师的话,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诗经》上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说的就是您讲的道理吗?”孔子听了赞叹说:“我可以跟你谈论《诗经》了。告诉你一个道理,你能由此悟出新的道理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的是加工玉器骨器的过程。如切如磋是初步加工,如琢如磨是进一步做精细加工。子贡由此联想到孔子说的做人道理,从做得不错,还能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子夏(姓卜名商)则是直接向老师请教《诗经》中诗句的含意。他问道:“《诗经》上说,嫣然一笑,真好看呀,美丽的眼睛,黑白多分明呀,搽点白粉儿更漂亮啊。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就像绘画一样,先绘上彩色,再用白色来修饰。”子夏若有所悟,说:“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个人学礼要放在后边呢?”孔子说:“卜商啊,你给了我启发!这就可以同你谈论《诗经》了。”
这两个故事虽稍有不同——一个是从讲做人的道理,引出对《诗经》中诗句的领悟,一个是直接从对诗句的理解引伸出学习的道理,而且孔子还认为子夏给了他启发——但后人从两个故事中归结出的解诗之道是一样的:读诗要通过联想去引伸阐发诗句的旨意,否则难以领略到诗的妙味。
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举例阐述了这个道理。袁枚非常赏识外甥写的《落花》诗中的两句:“看他已逐东流去,却又因风倒转来。”有人很不服气,说这是小孩子也说得出的话,你袁枚怎么会这般格外赏识。袁枚说:“唐代张说曾听从佞臣张易之、张宗昌的诱说,要陷害魏元忠。当时,丞相宋璟劝阻了张说。张说因宋璟一言而醒悟,一生名节得以守住。我外甥作诗时未必想到此事,但读诗者不可不会心独远。”袁枚还说,那子贡、子夏就是这样读诗才受到孔子的肯定与赞赏。会心独远者方可与言诗,这是袁枚对此典故本义的精要归纳。当然这里所说的诗,已从《诗经》扩大为泛指一切诗歌作品。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后人用可与言诗之典,往往不用本义而转用他义。
最常见的是把善吟诗者称为可与言诗者。清代周元鼎撰岳阳楼联:“后乐先忧,范希文庶几知道;昔闻今上,杜少陵可与言诗。”杜甫自号少陵野老,昔闻今上,出自杜甫《登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对联的意思是说,杜甫能写出《登岳阳楼》那样的诗作,是可与言诗者。其实,早在宋代,诗人吕居仁作《江西诗派图》,在《宗派图序》中说:“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已经明明白白地将“言诗”作“吟诗”来用了,而李白、杜甫代表“言诗”的最高水平。而前面提到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有将“言诗”作“吟诗”用的一则诗话:“皋陶作歌,禹、稷无闻;周、召作诗,太公无闻;子夏、子贡可与言诗,颜、闵无闻。人亦何必勉强作诗哉?”“言诗”成了“作诗”。
将可与言诗用作善吟诗之义的例子不少。如《王直方诗话》云:“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贵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为难。李商隐柳诗云:‘动春何限叶,撼晓几多枝。’其有斧凿痕也。石曼卿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脱此二病,始可以言诗矣。”这分明是说能摆脱“有斧凿痕”与“粘皮骨”二病的才是善吟诗者。《苕溪渔隐丛话》中还提到:“论者谓人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浑厚,乃可言诗。”这是说用典用得好,才是善吟诗者。还有一个传说。高丽有一位使者渡海时,吟出两句诗:“水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诗人贾岛假称自己是船上梢公,接着吟出下面两句:“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这位高丽使者赞叹不已,且深自惭愧吟诗不如一位梢公,从此不复言诗。也就是说这位使者从此不再做诗了。
因可与言诗之典与子贡、子夏有关,所以此典又转义为如孔门弟子般的贤才。清代周凯《送蔡生台湾小试》诗云:“海外英才今见之,如君始可与言诗。”这就是用可与言诗来称赞青年英才。元代黄玠有诗云:“田父肯见邀,家儿可言诗。”元末明初李昱有诗云:“无官能纵酒,有子可言诗。”用“可言诗”来夸耀自己家的孩子,并不是说小孩已能会心独远地解诗,也不是说孩子已能如李杜般吟诗,只是表示自家孩子聪明,将来会成为子贡、子夏那样的贤才。
又可与言诗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故自然而然地生出了知音、知己之义。元代张雨《寄李季和》诗云:“孰与言诗李髯叟,一日不见已为疏。”意思是说诗人视李季和为可与言诗的知音,一日不见便如隔三秋了。元末明初张昱《与胡奎言诗》云:“咏歌终日莫予违,可与言诗竟日稀。”这是慨叹知音难得,表达对两人知己之交的珍惜之情。而宋末元初方回有诗云:“可与言诗宜与言,不可与言姑止止。”这后一句的意思显然是在表明话不投机半句多,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
当然,由于可与言诗的本义是在解诗之道上,故其最为贴近的引伸义是指诗歌批评之法。掌握诗歌批评之道者,为可与言诗者。《沧浪诗法》云:“看诗当具金刚眼睛,庶不眩于旁门小法。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辨家数如辨苍白,是说辨别诗歌的流派能像分辨青色与白色那样辨得清楚明白。这已不是局限于对一首诗的解读,而是指对诗歌的文学批评的能力与方法了。《随园诗话》也有这样的引伸义:“陈后山吟诗最刻苦,《九日》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云只作去年香。’郑毅夫云:‘夜来过岭忽闻雨,今日满溪都是花。’此种句,似易实难。人能知易中之难,可与言诗。”这种读诗的眼光也高于一般的对诗意的理解了,应该归入诗歌批评一类。
如果在诗歌批评上两人观点相左,那么也就成了难与言诗者。清代诗人、批评家沈德潜便称宋末诗人、批评家谢枋得“此辈难与言诗”。其原因是谢枋得从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句中读出了诗人忧伤时局的寄托。沈德潜对此无法认同,于是有了“难与言诗”之说。其实,韦应物之诗有无寄托的是与非,不是依一人之见或一时之见可断。将诗歌批评见解与己相左者一概视为“难与言诗”者,按现代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是有失片面之见。
归结起来,可与言诗一典,从会心独远的善解诗者,转义为李杜一般的善吟诗者,也转义为子贡、子夏一般的青年才俊,也转义为诗心相印的知音知交,还从善解诗者引伸为具诗歌文学批评之眼光者,可谓一典多义,读写之时,当知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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