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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0 21: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雁字无痕 于 2020-4-20 14:43 编辑

    词有深而高旷者,亦有厚而沉着者,然必能以真动人。余者皆乃造化之功,殊难力求之。境真不如意真,意真不如情真。须知此,然后用事写景,则差可无病也。

    词终属艳科,有不好色而工于词者,至于腐儒而工词者,余未之信也。词人多情,然多情亦不必词人,是淫、鄙、不才故也。

    词者文中之美人,故女子易得其青描朱施之法。是而女子之词,便使未臻高境,鲜有行文极可厌者。男子为词,高者于文理、境界稍胜,然其下者则不堪卒读。何也?如张京兆者少耳。

    指如端己词,腕如飞卿词,发如同叔词,眼如后主词,眉如永叔词,鼻如东坡词,耳如梦窗词,脸如小山词,靥如白石词,唇如易安词,项如少游词,此女必是绝色。

    夫云与梦,皆能静能动,能升能降,能随风万里,其天所以惠词人乎?然则何以近于词?盖梦若谪云,词如迁梦也。

    端雅、中庸,词道也。真爱,词品也。婉约、豪放,词风也。谐韵、炼字、构句、用事、蓄势、承转之类,词法也。词法、词风宜取增益,词道、词品则不可轻动。不求技法进益,乐以俗鄙、飞扬变词道,用淫邪易真爱,是故词每变愈下,至于穷矣。

    词有动而静者,亦有静而动者。静者,沉厚也,不争也。“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以动由静生,此亦“非宁静无以致远”也。动而静者,苏辛而已;静而动者,欧秦、白石而已。学苏辛而不能静,则颇易失之叫嚣;学欧秦而不能静,而长恐病于纤弱。

    词有句有篇,方能称合。是以句间转接,自不能等闲视之。然欲求一定法可乎?余谓古人,一代有一代之接法。“花间”如回廊换景;北宋如春江叠浪;南渡之后,或如风牵弱柳也。

    温飞卿冠绝“花间”时辈之处,唯在委婉比兴。其余诸公,多惯于一语说破,是以大失余味。北宋大家则有平易而不失余味者,盖以声东击西、言近旨远故也。此外蓄势已就,不得不发,虽浅易而有风致。是又胜飞卿矣。常言道:“大隐隐于朝市。”词似亦然。

    冯正中词,词中有事,事不必实,但为托意之用,而情必真。实线虚埋,词亦不拘于事,是以臻美之纯境,极深微之妙,此婉约之最高者。是法至晏、欧而盛,至东坡而衰,至美成而几乎亡矣。南宋诸公,曲折遮掩,虽章法终不免刻意,而浑然尽失。

    豪迈而无霸王句,苍茫而无衰翁语,婉丽而无脂粉味,超悟而无经卷气,是为词中上品。南宋以降,几人得此?

    用幽典,使险字,造怪诞之境,以为通于鬼者,多为小才。取陋事,道粗语,彰匹夫之志,以为旷乎神者,必是俗子。可知词亦有其道,非博奇弄巧者可以任之矣。

    填中调词如《蝶恋花》者,开篇宜轻盈婉转,片尾宜升,过片须平,然后跌宕曲折,于末处气体稍降,音节减缓。识得此法之妙,习而用之熟,然后言变可也。

    庄子云:“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东坡之自在,全在于此,岂是工雕细刻、曲意逢迎之辈所能描摹?

    寿词不可不为,然古今之作,未有令余拍案者。

    词之神,全在动静高低;词之韵,只因长短深浅。

    词牌各有尤须着意之句,人或不知。《水调歌头》之要津,在第五、六、七句,气格高下,尽于此处见也;次则为下片歇拍。《蝶恋花》之上片歇拍,《浪淘沙令》下片第三、五句,《乌夜啼》之上片三、四句,《长相思》之下片第三句,具为要害所在。人谓《浣溪纱》当以过片对仗为重,似是其论,然此调之末句,若能自闹入静,必得精妙。

    余观古人之《水调歌头》,多于第五句飞升天外,然后遽然回首,至第七句已为醒语矣。

    今之所谓“新国风”者,向之所谓打油诗也。词则亦然。“李子体”则譬如乌鹊入黄莺,自以噪噪为能事。是词耶?非词耶?似词也。

    今人动以俗物入词,而自谓其“真”。殊不知世间俗物,向来有之。古人何以不用而致失其“真”耶?

    北宋词于不变中变,是以“花间”之后声色遽开;南宋以降于变中变,于是至乎明季愈趋愈下。故曰,当今之事,不刻意延展题材、引用新物,又能于技法、立意上不囿乎古人积习者,方为上品。

    词人于儒,学其品而不取其事;词人于佛,学其理而不取其义;词人于道,学其神而不取其貌。

    婉约词不局促,不纤巧,便是婉约中之豪放;豪放词不叫嚣,不使气,则为豪放中之婉约。

    今人为词,固不宜墨守积习。然有中庸之变,有操切之变,不可不察。词人必先正词道,然后言变;有所不为,然后有为。譬如画虎,欲求高于人,但令其神高耳。若擅易其貌,画之如狗,而自谓曰古人所不及,可乎?余以为,才力中常者,能守词道,则胜却胡变万倍,久之更或有所成。

    “花间”之绝技,在于着色;美成之绝技,在于勾勒;少游之独到处,在于字字含情。

    耆卿于北宋大家之中,最不善章法安排。其词作之高处,惟在于真耳。稍去其真,便可不论。

    易安有句云“夜阑犹剪灯花弄”,人谓此“弄”字最佳。和凝亦有“纤手轻拈红豆弄”,入于《花间集》,盖为李词之源。长闻易安学“花间”,此言不虚也。然“花间”乃男子作闺音,寄情深浅,而易安则径有身世之叹,是为不同之处。故其学“花间”者,貌也,而内学少游辈。更求其古,无乃至于后主乎?

    诗言志,而词之初也,长作于酒宴之中,传唱于伶伎之口,文人而作闺音,自当为小道。然王国维谓宋诗不如宋词之真,何也?盖人皆以诗言志,以诗观他人之志,故作者惮于物议,真言益少;贪念生也,阿谀日增。词则不同。艳事闺思,似无所涉于作者,可以纵情而为。无意之间,心迹存焉,是以真于诗也。善哉迦陵之论!孔子“述而不作”,盖类于此。

    南唐中主之“菡萏香销翠叶残”何以高于“荷花凋零荷叶残”?迦陵先生云:“菡萏”,荷花之古称也,而人亦多知之。用古称,便与常物稍稍相离,而成其雅。若直写“荷花”,则余味顿失,无以为高。“香销”者,连音词也,紧凑顺畅,又较后者多写一“香”处,微言比兴,乃有深味。其“销”字亦可与“残”字同类照应。“翠”字有色且美,与“残”字对照,是以动人情愫。是故题材无异,而词之高下自见矣。信然。

    余长恨古人不另制一调,名《打油令》。

    人言岳武穆,必称其《满江红》,然此阙非但远不如辛稼轩诸作,亦在范文正《渔家傲塞上秋来》之下。除却忠爱之心,唯以词观之,则岳公真以叫嚣为豪放者也。豪放之作手,填词如行王道,示其威而不轻杀人。观三公之用兵,乃知词如其人矣。

    梦窗词句新丽,出人意表,读之又如在目中,以其心有所触,而非标新立异之举故也。

    拍间时空遽为转换,极易不接。惟略退一步,方可复连,而气息乃顺。是谓叠浪之法。

    读北宋词如雾里看山,不知远近;读南宋词如隔纱探月,但得三分。

    北宋词如午后之春风;清词则如中夜之秋雨。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论者多以为化虚为实,乃奇异之笔。是论极浅陋。此二句颇病于“隔”,较少游之“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为下。盖淮海词前句已作铺垫,后句因呼之欲出矣。易安句前者具言实物,此后强以虚物加之,故有失自然。大家之高于寻常才子者,在于天成,其得一奇思也,唯恐他人以奇目之,但觉其妙可也。易安固不失为大家,然终不及淮海深厚,以其弄巧故也。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春花秋月,情之所寄,非情之所出也。具言其事则狭小,委婉比兴则通大,是故人不知其所以愁,而能与其共之。

    读旧词以古人为友,填新词以古人为师。

    《蝶恋花》本名《鹊踏枝》。鹊踏空枝,苦乐变换之意也。“蝶为才子之化身,花乃美人之别号。”易之为今名,是欲以道才子佳人之恨也。皆合词心。

    词以动人心魄者为上,怡人耳目者为中,付人谈资者为下。

    词人切不可卖弄才气,尤不可游戏文字。藏头、回文,诗词之鸦片也。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似雅而俗,浑不自知。

    学永叔词,若兼学飞卿,当亦遥法东坡;学稼轩词,若兼学武穆,当亦遥法少游;学东坡词,若兼学稼轩,则须更取永叔之法。

    不因花好而折之,词人之义;不以花残而弃之,词人之仁。

    夫伤心之人,青山碧水竟为其生,飞花残叶因随其死;居繁华而疑其必逝,处穷困而算其长久;步千秋之覆辙,收四海之失意,乃至多愁。

    词人必参释、老而后旷,然其不同于僧、道者,以不欲作佛成仙,但求跻身君子故也。苏子云:“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其旷皆出于此。

    为词不必旷,不必不旷。余清夜读坡公《江城子》,每至于泣下,遂知其有异于任放而夸世者也。

    人知有词心之旷,不知有词法之旷也。是故东坡之旷,世每称之;而永叔之旷,则具眼者寥寥。永叔立意执着,以其词心执着故也,而造句清旷,绝少工雕细刻,笔到神韵而止,诚为后世诸公所不及。其“寒鸥相对飞”较梦窗之“腻水染花腥”如何?信有疏柳、曲梅之异也。

    北宋与清之小令,命题相似,而风韵不同。便俱写思妇,宋词多纯真女子,而清词中人则稍稍世故。此或与世风相应,亦岂非清人沾染散曲习气故也?

    流水之妙,极变化之形,而全因自然之理,此谓天工。造句之妙,出人意表而在情理之中,此谓天成。不依山筑城,转欲平地起屋,虽金镶玉设,亦不免于“隔”。

    北宋诸公之中,最爱者东坡也,其词高旷,然余爱其人则胜之;南宋作手之中,最赏者稼轩也,其人磊落,而余赏其词则胜之。

    唐薛洪度有诗云:“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浅而有味,淡而有致,宋初词风,源本所在。

    诗有立意,词亦有立意。立意者,有意为之者也。诗有情,词亦有情。言情者,无安排之心者也。有意则一定,无心则无定。杜牧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意在谏罢兴佛,是一定也。读之取意,如削桃去皮。是皮也,作者免于直率之失者耳。后主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其虽国亡身辱之恨,然所言又岂非世间众生之愁绪乎?是无定也。读之取其情,如品名茶,人不同,则味亦千种。是以知读词之感所异于读诗者,乃意、情之别也。诗多意胜于情者,而词之情则必胜于意。然或有以情称之诗作、以情胜之诗句,取而入词,辄非“以诗为词”也。

    取成境而分合,便是新境。新境但为言新情之用,而情则安寄耶?旧境之关联中,有寻常所感而未知者,是情之所寄也。

    佳词如自语,似非对人而发,读者能感之耳。词中恶者,唯恐人不共其情,解说至尽,是无异于以言相加,读者必不从之。

    词别是一家。以文为词则变其气,以诗为词则伤其味。

    清词如宋诗,宋词如唐诗,“花间”如六朝宫体。

    寻常所谓心之动静,实乃情之动静耳,非以谓词心者。词心之静,沉厚是也,非无情也。心静而情动则神高,神高则味远,故填词当以静为本。且夫静而有动,动则未必有静,动而无静,是婉约所以变为香软,而豪放所以流于叫嚣也。

    余深恶回文、集句、辘轳之类。所恶者非其游戏文字也,唯其动摇词心耳。词苑之大,几人知此?痛哉!痛哉!

    小令更宜婉约,以其言少而情不尽;长调更宜豪放,以其曲折而心益厚。豪放忌急,婉约忌绵,故有此论。不然则易成口号、絮叨。古人有不合于此而佳者,才高于人耳。

    刘梦得之歌行诸篇,无词味而有词心。其诗云“水流无限似侬愁”,已有后主立意,然读之与后主词绝不相同,何也?

    黄山谷词逊于诗远矣。其所谓佳者如《清平乐》,余观之直似考卷。

    惜人者长不自惜,自惜者每无暇惜人,惜人且自惜者,于词人也近矣。

    何以得词之雅正?读《幽梦影》能得其雅,读《春江花月夜》能得其正。

    词人之怨,爱而怨之者也。于己,于人,至于国家、天下,莫不如是。

    当代词之大病,乃是游,乃是浅。专写眼前之实景,甚者或以拼凑景点名词为高;只论今日所见闻,不知千秋万代之忧也。

    心不静,何以动人心?情不动,何以动人情?

    温庭筠之《菩萨蛮水晶帘里》,妙在接法。由“梦”到“烟”,以神态接;由“柳”到“雁”,以情理接;由“雁”到“秋”,以物候接;“秋色”到“红”,以色彩接;末处之“风”回照篇首之“帘”,境之极矣。“花间”回廊换景,而犹能连接于无形,盖得法如是。寻常辈制词,或开篇先入时、地,其落下也必矣。

    飞卿《菩萨蛮小山重叠》一阙之首句最不易解。人既谓“小山”指屏山,而余未之尽然。若“山”为“屏”,而“金”则何谓?盖首拍俱写睡态之慵乱,“山”乃是高髻,与后句之“鬓云”相照也。“金”者,额黄是也。由“髻”至额,至垂鬓,至腮颊,全矣。且古人句法,首句以二物并列,后句以二物相及,此处亦然。余自知识见浅陋,聊录于此,以待指正。

    填词而好作经卷语,殊害词味。余以为释、道之参悟,其极于高妙者,必能出乎典籍之外。方是时也,山川草木,皆以道生;花鸟风月,具合禅意。且天成深妙,未始少逊于经书名句也。出入之间,必穷其一端,惑也。

    具眼者论词,莫不以动人为高,然作者欲求感人,则不能感人矣。以其在心不在思,在情不在法也。婉约如是,豪放亦然。必以浩然之气示人,辄正与谄谀敷衍无异。“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袁慰庭之言也,词人之飞扬叫嚣而自以为慷慨激昂者,所云亦无过于此,故其真有浩然之气哉?是以方家观豪放词,只在沉郁顿挫。虽知其然,而填词每刻意曲折以求其沉郁顿挫者,则又过矣。

    友尝谓余曰:“子其不合时宜也。所作数十阙矣,而当下时新,殊无所见于言辞。子其古人乎?”余曰:“吾今人也。”问曰:“既为今人,何必欲求古味也?”答曰:“吾今人也。”

    人之学法前辈,每欲速就,遂承袭其貌而不问本源,是故终归不及。一旦不及,则退而求其变易。其固有不可不可变者,亦长有变而下者也,而作者昏昏然以自得。清代词少灵性温润之气,多机巧世故之态。然若以俗鄙罪清词,则曲盛词衰以来,元明亦不能免,而或尤甚者。余以为词之在清也,重意不重境,重理不重情,若云其失,参差如是矣。自清初之复古,至于王静安哲思为词,其学不成而变之者也?

    所谓触景生情者,实则先自有情,欲发而未出耳。词人之唯心也,不失我,不凌物,物我交融,物即是我;能采景,能造境,合情之境,境即是情。是以字字含情,无一累赘。

    词之有情,动人情者也;有境者,动人心者也。余谓作词而心必静,是以能言情;读词而心必不静,所以能感之。以情造境,先动人心者耳。

    豪放词之佳者若黑云压城伏草,中者如江河一泻千里,劣者似波涛汹涌澎湃。是亦与兵法无异,久战则兵敝,三鼓则气衰,大言则词弱。有拔山之力而不武,威也;入四面之围而无惧,壮也。得此二者入词可也。

    词之婉约有异于诗之婉约也,诗则曲见其意,词则曲见其情。意一定,情无定也。以其定,故言也简。以其无定,故言也长。简以高阔,长以深微。于是读诗须望其气,观词当品其味。

    词皆不可以貌品之。指点江山,或有匹夫拔刀之气;伤怀草木,岂无大将策马之心。故大小之辨,识者之能也。使坡公只道“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则虽词臣而易得。方家观之所以为高绝者,惟“人生如梦”数语耳。烈士暮年之感,其司马长卿之流可模拟知也?  

    窗间着一帘幕,内外相应,可极比、兴之妙。

    示以清空,长掩其尘气;表以忠义,多隐其私心。故以性情示人者,未必真性情也,有意而为之耳。便无心夸世,亦不免藏真,有所欲故也。静安所谓“白石若王衍口不言阿堵物”,得之也。代言之词,事无所关己,空中之语,无可忌讳彰耀,反易全其真矣。

    词如寓言。寓言寓之以理,词则寓之以情。是故人、物皆不必实,而所言之情必自肺腑而出也。虽然,而意境之工者皆能浅近宜读,无有生涩古怪以夸世之处。

    坡公之有《中庸论》,而圣、贤之辨明矣。此亦可用为词人与词学家之辨也。夫词人之于词也,知之者未至,乐之者先入而为主。至若词学家于词也,乐之者未至,知之者先入而为主也。乐而知之谓之性,知而乐之谓之教。是故词人以性出,词学家以教成。今有欲学为词者,方其性情未修,乃必先求一技法,非但舍本而逐末,实可谓缘木而求鱼也。

    今人学词或以美成为正宗。美成之为词,于平铺中见曲折,于俨然中见顿挫。袭其貌者稍易,得其神者实难。学而不得者,若逐花间之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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