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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许传刚

[理论探讨] “词派”与“词体”(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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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2 10:43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五)柳洲词派
        1.背景
       柳州词派,明末清初地域性三大词派之一。柳洲词派本为云间词派之一翼,其词风之宗尚本也近于“花间”,为由明入清词风演化过程中的词人群体。柳洲词派之渊源,比云间词派还早,明代万历年间创作已经开始,至崇祯大盛。随着明末清初国势之巨变,柳洲词风亦逐渐渗现悲凉之气,柳洲词人或隐或出,其词派遂趋于消衰。柳州,是嘉善北门外一处景点所在,明崇祯年间以曹尔堪为首的八子,每月于此会文,争相赋长短句,是为柳州词派之滥觞。此词派至清顺治年间余韵不绝,仍为中外词坛研究者所瞩目。清 邹祇谟《远志斋词衷?柳洲词派》概述此派说:“词至柳洲诸子几二百馀家,可谓极盛。无论袁、钱、戈、支诸先辈,吐纳风流如尔斐、子顾、子更、子存、卜臣、古喤诸家,先后振藻。飙流符会,实有倡导之功。要之阮亭所云,不纤不诡,一往熨贴,则柳洲词派尽矣。”
      以明清之际的词派来说,柳洲词派之东有松江华亭的云间词派,穿过太湖,有宜兴的阳羡词派;左近有嘉兴的梅里词派,再往南是杭州的西泠词派。柳洲词派的创派之早、历时之久、词人之多,在这些相邻的地方性词派中是很突出的。柳洲词派之渊源,比云间词派还早,明代万历年间创作已经开始,至崇祯大盛。当时,“柳洲诸公群起而和虞美人者,不下百家”(沈雄《柳塘词话》)。
       2.成员
       柳洲一百五六十个词人中,词有专集专卷者,可考的凡三四十家,而传世极少。因此研究柳洲词派主要依据《柳洲词选》一书,《柳洲词选》是明清之际嘉善一地的一部郡邑词选,但刊刻年代不详(大约顺治十六年(1659)左右),顺治十七年所刊《倚声初集》已大量选录《柳州词选》,故《柳洲词选》至少先于《倚声初集》一、二年。《柳洲词选》一书海内也仅有孤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柳洲词选》六卷。卷一卷二小令;卷三卷四中调;卷五卷六长调。是书计收嘉善词人158家,词作552首。北图藏本缺卷一目录,序、引、凡例等皆无可考。在卷首目录之后,附有所选词人姓氏录。姓氏录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先正遗稿姓氏”,列明词人41家。这部分词人在《柳洲词选》编集时均已过世。诸人名下皆有简单小传。后一部分是“名公近社姓氏”,列清初词人117家,名下仅注字号,无小传。这个姓氏录是关于柳洲词人的原始资料。
       其中前明词人为:袁黄、钱士升、魏大中、钱继登、支如玉、顾朝桢、朱廷旦、戈止(以上万历);顾士林、曹勋、陈龙正、魏学濂、沈泓、徐远、钱丹、钱继章、钱棻、李标、刘芳、孙绍祖、钱继振、孙茂芝、王屋、潘炳孚、凌斗垣、胡笰(以上崇祯)
       清代词人:柯耸、吴亮中、陈舒、张我朴、曹尔堪、孙怺、沈博、魏学渠、魏允枚、蒋会贞、李栋、魏允柟、毛蕃、曹伟谟、钱雯、曹尔坊、陈谋道、计能、周珽、褚伟、曹尔埴、蒋玉立、计善、支遵范、蒋睿、陈霆万、王廷标、朱辂、沈淀、曹鉴徵、周宏藻、毛羽宸、王蔚章、颜黄、丁璜、李炳、曹鉴平、陈谊臣、曹尔坊、郁褒、魏允桓、丁颖洤、王伦、周振藻、李炜、周振璜、顾呈美、孙序皇、陆树骏、毛楠、朱以洽、张辰、王恺、孙元崖、毛树、钱烨、戈元颖、李炜、陈学谦、周珂、钱士贲、吕鼎、王国瑛、陆淮、陈昌、孙煌、周振瑗、曹鉴章、陈晖吉、凌如恒、李鄂、毛穗、曹尔垣、倪晋、储庆贞、唐虞、陈哲庸、钱大、凌如升、支毓祺、计敬、孙以錞、陆凝、钱煐、魏允札、李炯、孙复炜、沈窠、施鉴、陈吉伦。
       另一本《瑶华集》选柳洲词人36家:名单如下:
       钱继登、钱秉、钱丹、钱继振、钱棻、钱永基、钱士贲、柯耸、柯崇朴、柯维桢、柯煜、柯刚灿、柯煐、柯炳、曹尔堪、曹鉴平、曹鉴徵、魏学洙、魏学渠、魏坤、魏允札、魏允柟、计敬、计善、顾珵美、顾戬宜、吴亮中、孙怺、王屋、殳丹生、毛蕃、倪晋、张逸、陈 鉽、李炜。
       《瑶华集》收词期限比《词选》晚,柯氏家族七位词人中的六位,皆不见于《柳洲词选》,我们可以从中探索柳洲词派与浙西词派的最后衔接。他们中柯崇朴有词集《振雅堂词》,柯煐有《青翻词》、柯煜有《房露词》、柯刚灿有《蓉笙词》、柯炳有《月波词》。柯氏一门确实为词学家族。另外,魏坤(有词集《水村琴趣》)、计善、顾戬宜、殳丹生、张逸、陈鉽六家亦不入《柳洲词选》。著名词学研究家吴熊和先生云:“明清之际词派,以当地望族为支架的,首推嘉善”,“万历以来,嘉善一地,科笫鼎盛。钱氏、魏氏、曹氏等,都是远近闻名的高门大族,世代簪缨,门笫清华,子侄亦人各有集,制艺以外,兼擅诗文词”。“一个词派以若干家族为基干与背景,柳洲词派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明清之际江南的家族文化,柳洲词派就是一个典型”。并制作了钱氏、魏氏、曹氏及柯氏等四个家族的“世系图”。(《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一》)
       嘉善几个文化望族,一门数代,风雅相继。万历以来,嘉善一地,钱氏、魏氏、曹氏等,都是远近闻名的高门大族,世代簪缨,门弟清华,子侄亦人各有集。依明人文集通例,词每附于诗文之后。今以词有专卷专集者,粗略统计,即有三四十家。
        姚绶:《明词汇刊》据《云东集》辑为《毂庵词》一卷
       支大伦:《华平词》一卷
       陈龙正:《明词汇刊》辑为《几亭诗余》一卷
       刘芳:《清唤斋词》一卷
       吴亮中:《词笺》
       潘炳孚:《明词汇刊》辑为《珠尘词》一卷
       夏完淳:《玉樊堂词》一卷,《明词汇刊》辑《夏内史集附词》一卷
       王屋:《草贤堂词笺》十卷,《蘗弦斋词笺》一卷。
       钱继章:《雪堂词笺》一卷,《菊农词》一卷。
       支隆求:《泊庵集》附词一卷。
       李标:《东山遗稿》一卷。
       魏学渠:《青城词》三卷。
       周 珽:《疑梦词》
       魏允札:《东斋词略》四卷
       钱 煐:《息深斋诗余》一卷。
       陈谋道:《百尺楼词》
       曹尔埴:与兄弟合撰《三子诗余》吴 熙:《非水居词》三卷
       沈 懋:《湖目斋词》
       丁裔沆:《香湖草堂词》
       柯崇朴:《振雅堂词》
       魏 坤:《水村琴趣》四卷,又名《樗庵词》
       柯 炳:《月波词》
       柯 煐:《青翻词》
       柯 煜:《月中啸谱》二卷
       毛羽宸:《画荻笺词》
       杨 恒:《赏静轩词》
       柯刚灿:《蓉笙词》
       曹鉴徵:《玉树楼词》
       沈 吝:《籁阁词笺》
       钱大壮:《佩璐轩词》
       叶永成:《漪南词》
      《柳洲词选》所收词作在时间上跨度很大,其中吴镇(1280-1354)是元代至正年间的著名画家。孙询、姚绶、陆垹等几位明代前期词人,他们不属于明末清初的柳洲词派。   《柳洲词选》中首次出现大量同代词人的年代是万历中后期 (1580-1620左右)。这时期的著名词人有支大伦、袁黄、沈师昌、支如玉、钱士升、魏大中等。所收最晚的李炯,为康熙二十六年(1689)拔贡。这样,柳洲词派的活动期大约为百年左右。
       除上述四个家族外,还有很多望族属柳洲词派的重要家族,现归纳如下:
       陈龙正家族:陈龙正、陈舒、陈增新、陈秉、陈昌、陈吉吉伧、陈谋道、陈晖吉、陈哲庸。
       蒋英家族 :蒋睿、蒋玉立、蒋会贞、蒋玉章。
       沈爚家族 :沈爚、沈士立、沈师昌、沈受祉、沈受祜。
       朱国望家族:朱颜复、朱曾省、朱遹成。
       3.特点、宗旨
       反对“词为小技”的观念;主张清越词风。其词在苏轼、陆游之间,而阳羡派则心仪辛弃疾。
       “词为小技”的观念也为柳州词派所反对。该派盟主曹尔堪《汪懋麟〈锦瑟词〉序》说:“两公(欧阳修、苏轼)须眉生动,偕游于千载之上也。世乃目词学为小技,谓欧、苏非伟人乎?”但其词学取向、创作风格与阳羡词派不尽相同。尤侗《南溪词序》说:“顾庵(曹尔堪)独以深长之思,发大雅之音,如桐露新流,松风徐举,秋高远唳,霁晓孤吹。第其品格,应在眉山、渭南之间。”《倚声初集》选曹尔堪词57首,每首均有邹祗谟、王士的评论,也认为其词在苏轼、陆游之间,并每以“萧散”、“清越”相论;“清越”也是王士用来评价柳州词派的风格特征。熊和师在总结这些评论后说:“王士曾曰:‘清越是武塘词派。'……以‘清越'二字举概柳州词派的共同词风,我以为是比较恰当的。柳州词人百余,词风各有所偏,但无论柳州‘先正'或‘近社名公',可以广泛听到这种清越之风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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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3 14:37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六)西泠词派(西陵词派)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主盟浙中词坛的流派。皆出陈子龙之门,是云间词派在浙江的分支。西泠词派成员多由明入清以隐逸终老,而以西陵(今杭州)为演其词章之舞台,其词学成就最著者为张丹、毛先舒、沈谦、丁澎四人。其成员即“西泠十子”:陆圻、柴绍炳、张纲孙(改名丹)、孙冶、陈廷会、毛先舒、丁澎、吴百朋、沈谦、虞黄昊十人于杭州西湖上结诗社,因西湖有西泠桥(又称西陵桥),故诗社名为西泠诗社,十名诗人号称“西泠十子”,又称西陵十子。柴绍炳与毛先舒订有《西泠十子诗选》行世,谓“西泠派”。毛先舒曾在山阴祁彪佳家中见过陈子龙而受到嘉许,“其后西泠十子各以诗章就正,故十子皆出卧子先生之门。国初,西泠派即云间派也”(毛先舒《白榆集?小传》)。
       西泠十子源于陈子龙的云间词派,并与广陵词坛诸家观念相近。提出的词学主张补正了云间词派的一些观点。
       1、提出推尊词体的主张,取词之大雅。不满“小道”、“末技”和“卑体”观念,将词与经典文体相提并论。
       2、探讨词体特性,兼容各类词风。仍以婉约派为正统,但突破云间词派的狭隘局限,高度评价豪放派,尤其是苏轼、辛弃疾。
      比如沈谦主张:“词要不亢不卑,不触不悖,蓦然而来,悠然而逝。立意贵新,设色贵雅,构局贵变,言情贵含蓄,如骄马弄衔而欲行,粲女窥帘而未出,得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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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3 14:41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七)梅里词派
       20世纪90年代,吴熊和先生发表《〈梅里词缉〉与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一文,首次揭藥了梅里词派的历史地位与浙西派词的渊源所自,为学界所响应。梅里,又名梅会里,王店,清初属嘉兴府嘉兴县,是明清之际词学的一个重要渊薮,在词坛中兴史程中,起有不可小觑的推进作用。明清之际,在嘉兴的梅里镇形成了两个文学流派,一个是梅里诗派,另一个是梅里词派。梅里诗派是“‘浙派'诗发展过程中初始阶段的组合体之一的部分”,而梅里词派则是浙西词派之分支。以曹溶等人为前驱,以朱彝尊,李良年(小朱7岁),李符(小朱10岁)为核心的梅里词派,形成时间并不比云间,西陵和柳洲三地晚,而且它对浙西词派的形成影响很大。      
       1.代表人物与重要人物:
       王庭(1607~1693)字言远,一字迈人,是辟镇功臣王逵的后裔,住王店镇镇西村王家汇。生于明朝,仕于清朝,曾任两广知府、广东乡试同考官、广西左江道按察副使、川北道布政使、四川按察使、江西右布政使、山西右布政使。康熙七年(1668),王庭六十一岁退休还家,即以著书明道自任。王庭晚年尤注重于诗,其诗作被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王士祯评为“逸品”。康熙三十二年(1693),王庭病故。王庭著有《秋闲词》、《三邑嵌田续说》、《三仕草》、《二西草》、《漫余草》、《理学辨》各一卷等。《秋闲词》刊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秋闲词》书名就是以王家汇住宅“秋闲堂”命名的,同时以“秋闲”命名词集,也表示了他对词风“淡雅不俚,真刻不率”的审美追求。《全清词?顺康卷》收录其词二百七十七首,许灿的《梅里词辑》录其词十三首。他的词反映了国破之愁、仕宦之愁、忧民之愁。《秋闲词》中和韵和得最多的是曹溶的词作。王庭是那个时代“梅里词派”的领军人物。作为王店镇最早从事诗词创作的一批作家,王庭与“梅里词派”的作者一起,给明末清初的词坛带来了一股清新淡雅的词风,削弱了明末《花间》,《草堂》所带来的浮靡浓艳词风对清初词坛的影响。
       王翃(字介人,大朱彝尊27岁),后来成为著名传奇作家的王翃是王庭的族兄(比王庭大4岁)、最亲密的朋友,两人在明?泰宗癸亥年(1623)因“同事硖之祖墓”而相识。(《梅里志》)二人一见面便交换诗作,互相品评,诗词唱和达十余年,于是“嘉兴作词者中以‘二王’为最著”。王庭的词作很受王翃的影响。他对朱彝尊,梅里词派和浙西词派的影响甚大。
      曹溶(1613—1685年),字秋岳,一字洁躬,亦作鉴躬,号倦圃、鉏菜翁,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为清初的著名词人,开浙西派指先河者。明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清顺治元年清兵入北京后,仕清任顺天学政,为清王朝献策,疏陈定官制,定屯田、盐法、钱法规制,禁兵丁将马践食田禾等,皆被采纳实施。又就有关科举、荐举隐逸、访旌殉节者等问题向朝廷建议。三年二月充会试监考官,三月迁升为太仆寺少卿。不久,被发现在学政任上所举贡生中有明代受世袭职和中武举者,降两级调用。接着又因选拔贡生超额被革职回籍。十一年官复原职,迁左通政。次年三月擢左副都御史,旋擢户部右侍郎,接着又授广东布政使。十三年,以举动轻浮,降一级改任山西阳和道。康熙三年裁缺归里。十三年,三藩举兵,阁臣以边才荐,随征福建。十七年诏举博学鸿词,大学士李霨等荐曹溶,未试。十九年,学士徐元文荐曹溶佐修《明史》,未赴。  曹溶家富藏书,朱彝尊纂《词综》,即多从其家藏宋人遗集中录出。曹溶工诗词,其诗源本杜甫苍老之气,一洗妩柔之调,与龚鼎孳齐名,世称“龚曹”。填词规摹两宋,无明人之弊,浙西词风为之一变,朱彝尊受曹溶影响颇深,少时曾从曹溶游。曹溶因为是秀水人,未能入专选一镇词人的《梅里词缉》。其实,梅里隶属秀水,曹溶与梅里词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鹤征录》“曹溶”条:“性好奖借后进。从曾祖耕客公(李符)为先生门人。先是鸿词之征前一年,早有信,政府首推之,先生坚辞云,‘某为东家妇,焉能复理妆效西家颦乎?吾禾有朱彝尊、李良年、徐嘉炎率皆淹雅闳通,深达国体,其材施之,无所不可。'其推毂类如此。”从种种事实观之,视曹溶为梅里词派的第一代词人,并不为过。
朱彝尊(具体见词人档案部分)太湖流域郡邑词派虽以一郡或一县、一镇为依托,但彼此之间并无隔阂;或者说,作为同属于浙西的杭州、柳州、梅里诸派,并没有固守一地一派,而是声息相通,并且柳州、西陵两派均有取法南宋的表现,因此,当朱彝尊雄视大江南北词坛之际,包括柳州、西陵两派在内的浙西群彦起而奉为盟主,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了。        
       周筼(1623—1687),初名筠,字青士、公贞,号筜谷,筜谷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作家,是梅里词派的中坚力量之一。为人不趋附权贵,秉性刚直好义。每逢灾年,必出钱散米救赈难民,惠及乡里。明末兵乱,遂弃举子业。21岁时移居王店镇,以开米店为业。好读书,有人搜得故家遗书连船出售,筼买下后将书置店堂中,卖米余暇,高声诵读,旁若无人。后因耽于诗文,不善经营,生计日窘,遂以授人诗文为生。往来嘉善、桐乡之间,远近受业者甚众,所谓“梅里诗派”者,实肇始于周筼。与王翃、范路、朱彝尊等相唱和。清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朱彝尊典江南乡试。九月,周筼去江宁晤朱彝尊,两人相见甚欢。十月,周筼、朱彝尊、王翚、李符等同游摄山,王翚为之绘图,周筼等各有诗以记。
       二十四年客居北京,从不主动结交朝臣。而朝臣中凡慕“浙西诗人周青士”名的,必先与交往。周筼在京师士大夫中,以布衣而傲睨权贵,嵚崎磊落,为人所激赏。两年后,辞别朱彝尊返南。途中因病去世,归葬王店镇仙桥原。
       他精于词律,广泛搜集唐、宋、元词家作品,按体裁编成《词纬》30卷,又编《今词综》10卷,与柯崇朴同辑《乐章考索》10册。著作有《采山堂集》24卷、《析津日记》3卷、《投壶谱》1卷。周筼的文学创作活动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其作品既是他苦难遭遇的真实记录,也是明清易代的时代缩影。
       朱一是字近修,明末清初浙江海宁人,字近修,号欠庵。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举人,入清不仕,欲为僧,为弟子所阻。甲申(一六四四年)后,避地梅里,以诗文雄视一世。尝问道于释牧云,名恒晦,字以养,自署曰林居士,濇溪下农、梅溪旅人,曰欠庵,谓惟欠一死耳。本未学画,随意为之,山水宗元人,传艺绝少。尝作江山数峰图,澹远空阔,怡人心目。康熙六年(一六六七)过南京与周亮工论画语当行。
李良年(公元一六三五年至一六九四年)原名法远,又名兆潢,字武曾,号秋锦,浙江秀水人,李绳远之弟。生于明思宗崇祯八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三年,年六十岁。诸生。少有隽才,与兄绳远弟符齐名,时称“三李”;又与朱彝尊并称“朱、李”。良年又与彝尊、王翊、周筼、缪泳、沈进等集里中为诗课。往来南北,游踪遍天下。后至京师,举试“博举鸿儒”科,不遇。徐乾学开志局于洞庭西山,聘主分修。良年工诗词;为古文尤长于议论,长洲汪琬颇推许之。,诗作千余首,词作百余首, 是清代高产作家,著有《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清史列传》行于世。
       他是浙西词派的代表人物,也被誉为“浙西亚圣”,与当时主持文坛的朱彝尊齐名,亦深受龚鼎孳、曹溶、阎尔梅等名流的激赏。其词学习南宋,有醇正典雅,疏密相间之美。又因擅长尺牍,与曹溶齐名,世称“曹李”。他的文学影响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不容小觑的。
       李符(1639—1689)清浙江秀水人,原名符远,字分虎,号耕客,又号桃乡。善诗词,工骈体。与兄李绳远、李良年号浙西三李。曾受知于曹溶,又与朱彝尊等结诗社。后客居福建茶官署,康熙二十八年(1689)暴卒,年五十一岁。有《香草居集》及《耒边词》。
       2.词学思想:
       一、“尊南宋”,即尊以姜夔为首的“典雅词派”   
主要是《古今词统》对梅里词派的影响。《古今词统》是(明)卓人月编选、徐士俊参评的,收词家486家、2037首。《古今词统》重视南宋词和长调慢词,主张婉约与豪放并存,进而推崇辛词,这种选词思路和词学思想对于同属浙西的朱彝尊编选《词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王拥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王拥在梅里是开创风气的人物,朱彝尊移居梅里后,同王翎这位前辈词人有非常密切的交往。考察王拥与朱彝尊之间词学风尚的传承,以及《古今词统》给予《词综》的某些影响,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古今词统》对明清之际词学风尚的影响及其在词学发展中的意义。   
       《古今词统》作为明清之际最重要的词选之一,为清初大家所褒扬,在明末清初词风嬗变中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是明清之际文学转型过程中的领航明灯。明清之际,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政治格局错综复杂,文人士大夫面对国破家亡,以夷变夏的残酷现实,试图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至明末崇祯年间,词人们纷纷通过革新词选来振兴词学。《古今词统》打破当时《花间集》,《草堂诗馀》二集盛行的局面,扩大词选之选域,大力廓清了之前淫哇俚俗的词风,以兼容并存,统而总之的多元化词学主张为宗旨,选辑代表古今“诸家之胜”之词作,提倡推尊词体,尊北尚南的词学主张,积极引导词坛开放的创作实践。它对明清之际词的选辑情况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但直接影响了明末清初西陵,毗陵,广陵,阳羡,柳洲,松陵等主要词派的词风,对清中叶浙西,常州词派也起到了开启之功,进而导致了整个词坛的风云变幻。
       明代词学虽然衰微,但至晚明也在酝酿着变化,《古今词统》的出现就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古今词统》对南宋词较为重视,特别表彰典雅格律一派,表现出一定的变化风气的倾向。这种选词思路堪称朱彝尊等人在《词综》中大张旗鼓表彰南宋词的先声。
《秋闲词》与《古今词统》的关系。《古今词统》突破了《花间集》、《草堂诗余》偏重小令、香艳绮丽之词的选词标准,提倡了“婉约”与“豪放”等多种词风并存的选词标准,引导了清代词坛词风的丰富多样。《秋闲词》对《古今词统》的接受主要表现在继承《古今词统》小令与长调大致相当,词中的脂粉气已经基本祛除和主情的词学主张。
       二、稼轩风与典雅风并存。
       《秋闲词》与“稼轩风”关系。《秋闲词》中“稼轩风”的形成,与当时清廷对嘉兴一地实行的高压政策,如“薙发令”、“科举案”、“奏销案”以及“《明史》案”有关。《秋闲词》中对“稼轩风”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广泛运用《稼轩词》中的词调,且中长调居多、多咏史怀古之作、用辛弃疾词作中的韵、化用前人诗句四个方面。
       曹溶是朱彝尊的师长,朱彝尊初拈词笔,深受其影响,并为朱彝尊编辑《词综》提供了资料保证。然而,由于曹溶词多雄锐高亢,与姜夔、张炎异调,或认为“朱彝尊推举曹溶为浙西词风的启变者,带有‘追赠'的意味”,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浙派“先河”。就曹溶的前期创作而言,确实缺乏姜张“舂容大雅”之风,但隐居后所作的不少词如《烛红摇影?扬州己未正月十四夜》等,明显表现出步趋白石、玉田之调;同样,朱彝尊《水调歌头》自谓“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对辛弃疾词有所不满,但他从曹溶“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期间所作的不少词如《消息?度雁门关》等,却与曹溶词相似,格调遒上,时有变徵之音,可以说“歌词微近稼轩风”了。这表明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并非完全一致的惯例,也佐证了一个人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前后演变的规律。因此,不必怀疑朱彝尊在《静惕堂词序》中所说的真实性,换言之,朱彝尊推尊南宋,师法姜张,源自曹溶绪论,经梅里词人的发扬光大,浙西后起者的响应,形成了“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盛况。

       3.代表作
       《梅里词缉》6卷,乾隆五十一年(1786)薛廷文原辑,道光九年(1829)冯登府重编。梅里词人有90多家,此书选86家365首,其中早于朱彝尊的有8家,他们是梅里词派的前驱者,作品收得多的有朱彝尊76首,李良年37首,李符32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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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3 14:43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八)松陵词派
       《松陵绝妙词选》康熙十一年(1672)宁静堂刻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与浙江图书馆。 松陵,为吴江县治,属苏州府。康熙九年(1670),
       首先,松陵一邑文学风气昌盛,从事诗词文各体创作,不完全为须眉所专,闺秀也不让须眉专美于前;其次,《枫叶社丽则集》、《吴江诗略》、《松陵绝纱词选》的相继问世,昭示了松陵人视整理乡邦文献为责无旁贷的责任及其强烈的乡邦文献意识;第三、整理乡邦文献的目的是“取次扬光”( 许虬《松陵绝妙词选序》),表彰一地文学,体现了自觉的区域文学观念与流派意识(沈松勤《明清之际太湖流域郡邑词派述论》)。这些是明末清初词派的共性。代表为沈自继、沈自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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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3 14:46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九)广陵词派
       清朝初年,一位山东人结束了他为官五年的任沈松勤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扬州。他在扬州仅做了五年推官,但当他离任时,一个以他为领袖的文学流派——“广陵词派”从此诞生。这位年轻官员,就是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1634年9月17日-1711年6月26日),原名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
        1.不限于广陵人的词派
       在扬州的历史文化中,扬州画派、广陵琴派、竹西谜派等等早已熟在人口,唯独广陵词派不为人知,历来治词者在描述清初词坛时,多注意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岭南词派、柳州词派、西泠词派等,而忽略了还有一个为诸家流派先导的广陵词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才有学者注意到清初广陵词人群体的历史存在,并对之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与描述。比如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有广陵词坛一节,肯定了广陵词坛的出现乃是清词嬗变的一个契机;蒋寅先生的《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考索了广陵词坛的重要词学活动,论证了王士禛在广陵词坛的领袖地位;刘扬忠先生的《广陵词人群体考论》则对广陵词人群体作了全方位的观照,希图还原其历史真实面目。
       学者们在描述广陵词派时十分慎重,往往称之为“广陵词坛”、“广陵词学中心”和“广陵词人群体”,因为广陵词派与其他词派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的成员不仅仅是扬州人。其实,正如扬州八怪多数成员不是扬州人仍称“扬州八怪”一样,广陵词派多数成员并非广陵人并不妨碍称为“广陵词派”。宋人杨万里对江西诗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广陵词派正是一个具有广陵地方文化特征而其成员并不限于广陵人的词人群体。
       2.扬州是广陵词派的创作基地

       学者指出,扬州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就是江南地区的诗词创作基地。入宋之后,扬州虽然失去了文化中心的地位,但一些大词人如欧阳修、苏轼、辛弃疾、姜夔等都在这里从事过词学活动,并留下了歌咏扬州的名篇佳什。元明两代,词学中衰,但扬州的词统并未断绝,著名词曲作家贯云石、王盘、陈铎等都在这里从事过创作活动,明代中后期这里还产生了词学家和词人张、王微等人。在清初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文化传统深厚的扬州已经具备了复兴词学的可能性。这时,恰巧一代风流坛主王士禛游宦于此,于是广陵词人群龙有首,广陵词派的形成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王渔洋在扬州的五年,吴梅村称之为“昼了公事,夜接词人”。他主持的一系列词学活动,一方面激活了扬州词人的创作,一方面招来了各地著名的词家。作为清代第一个词学流派的广陵词派,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它主要是指王士禛顺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四年(1665)担任扬州推官期间,参加过由他组织或与他相关的重大词学活动的扬州籍和非扬州籍的词人。广陵词派大约包括一百多人,大致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扬州本地词人,如吴绮、宗元鼎、刘梁崧等; 二是长期流寓扬州或终老扬州的外籍词人,如徐石麒、徐元端、杜浚、孙默等;三是短期游宦或居住扬州并组织和参加过广陵词坛重要词学活动的词人,如王士禛、王士禄、邹祗谟等;四是居住在扬州附近,虽未经常来扬州,但与王渔洋等人有诗词唱酬的词人,如冒褒、冒裔、冒禾书、殷书、石洢等。
       3.广陵词派词学活动

       广陵词派的词学活动,主要有两项,即雅集唱和与合作选词。
       雅集唱和
       在王士禛为官扬州的前后,扬州的词人雅集至少有十次之多,最有影响的自然是康熙元年(1662)六月十五日,王渔洋与袁于令、杜浚、丘象随等泛舟扬州红桥,所作之词编成《红桥唱和词》一卷。
       合作选词
       广陵词人又汇编刊刻了《倚声初集》和《国朝名家诗余》两部词学著作。《倚声初集》是王渔洋赴扬州任上当年,与友人邹祗谟共同编选,此书不但推进了广陵词人群体的创作,而且对整个清初词坛影响甚巨。《国朝名家诗余》是迄今所知清代最早的一部规模宏大的词总集,为长期流寓扬州的孙默在王渔洋的支持下采辑汇编而成,实际上是以广陵词派为主体而兼及其外围的清初名家词之合集,可视之为广陵词派的自我总结。
       4.广陵词派贡献
       广陵词派是一个关于词学的地域性流派。凡是构成地域流派的条件和因素,它都已经具备,如:它有一个经常和固定的活动基地——扬州;它有一个成就和威望很高的领袖——王士禛;代表人物:王士禛,邹祗谟。它聚集了一大批创作活跃的本土与客籍词人——多达百余人;它有一个类似流派宣言的词选本——《倚声初集》。也有学者认为,广陵词派缺少统一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其实,广陵词派正是一个摒弃门户和倡导自由的词人聚合体。正因为如此,它才不限于一地词人,汇集了四方词家。王士禛虽被广陵词人尊为盟主,他本人并无树立宗派、自任教主之意。广陵词派的这种兼容并蓄的风度,和扬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
       广陵词派拉开了清词中兴的序幕,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应在清词史上大书一笔。
      《倚声初集》词总集名。清邹祗谟、王士禛编。二十卷。凡小令十卷,中调四卷,长调六卷。是清代最早编撰的词选之一,它对清初的词风嬗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人们编撰词选有着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强烈的中兴意识和对艳词的改造与反思,前者集中体现了选者的词学思想,后者是选者思想在词中的具体实践。从这两点看,《倚声初集》已经走出了明代词选的窠臼,开启了清初词学复兴之端绪。王士禛序称:“网罗五十年来荐绅、隐逸、宫闺之制,汇为一书,以续《花间》、《草堂》之后,使夫声音之道,不至湮没而无传。”收明天启、崇祯至清顺治间词人四百六十余家词一千九百余首。正文前别有作者爵里三卷及前编词话、词论三卷、《韵辨》一卷,后有附录名家词话一卷、沈谦《词韵略》一卷。《倚声初集》客观地评价明词,肯定明词的历史地位。其所选词作基本上是文坛风貌的真实记录,真切地再现了明清之际词学发展的历史。在对明代词学继承与批判基础之上,鉴于明词创作的一些弊端,《倚声初集》在词学理论与创作实践方面进行了批评与建构,对清初词学发展与词风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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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4 08:37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阳羡词派
        1.词派简介
        阳羡词派是清初词派,是在阳羡(今江苏宜兴)形成的一个区域性词派,主要活动在顺治年间和康熙前期,其活跃的时间仅四十年左右,阳羡词人“竞达百人之多”。阳羡词风虽未能成为词坛主流,但清代词学中兴,阳羡词派实导夫先路,具有不可磨灭的功迹。
        此派创始人陈维崧,为江苏宜兴人,而宜兴古称阳羡,故世称阳羡派。吴园次、万红友等继之,蒋景祁、曹尔堪则是此中翘楚。
        开山作家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其父陈贞慧,明末以气节著称。陈维崧早年生活较优裕,词也多风月旖旎之作。中年之后,落拓不羁,词风转向豪放。康熙时曾应博学鸿词科,官翰林院检讨。
        阳羡词人崇尚苏轼、辛弃疾,词风雄浑粗豪,悲慨健举,尤以陈维崧最为突出。在陈的周围还聚集了一批与之风格相近的词人,如曹贞吉、万树、蒋景祁等,相互唱和,一时颇具声势,为清词的中兴作出重要贡献。风格与陈维崧近似,同属于阳羡派的较有名的词人有任绳隗、徐喈凤等。阳羡词派的余韵还波及后世,清中期的蒋士铨、洪亮吉、黄景仁等都受其影响。
       阳羡派与同时稍后的浙西词派一起拉启了清代词学的帷幕。
        2.特点、宗旨
        阳羡盟主陈维崧心仪辛弃疾。“沉雄壮阔,秾丽苍凉”是陈维崧成为词坛“巨擘”的标志,也是回荡在阳羡词坛的主旋律。”阳羡盟主陈维崧则心仪辛弃疾。朱彝尊《迈陂塘?题其年〈题词图〉》云:“擅词坛,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辛弃疾)。”王煜《迦陵词钞》评语也说:“沉雄壮阔,秾丽苍凉,合称转世青兕。清初词家,断为巨擘。”当然,陈维崧并非一开始就心仪辛弃疾,其前期创作步趋“云间三子”,被视为“入室登堂”者,同样,众多阳羡词人的创作风格也各有所偏,但“沉雄壮阔,秾丽苍凉”却是陈维崧成为词坛“巨擘”的标志,也是回荡在阳羡词坛的主旋律,即蒋景祈所谓将“忧伤怨悱”与“无聊不平之意”,“托为倚声顿节”。
        阳羡词派的理论纲领之一,为推尊词体,将词与诗,甚至与经、史相提并论。所谓“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陈维崧《今词苑序》)。“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同上)。“夫诗之为骚,骚之为乐府,乐府之为长短歌、为五七言古、为律为绝,而至于诗馀,此正补古人之所未备也,而不得谓词劣于诗也”(任绳槐《学文堂诗馀序》)。
        其二,此派崇“意”主“情”,以悲慨激扬和凄清萧瑟等多侧面的情思,浓重表现出那个特定时代的心态。作词当“言为心声”,以有“意”有“情”为尚,故词无“当行本色”与“别调”之分。“婉约固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后人评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离乎性情以为言,岂是平论”(徐喈凤《词徵》)。
       其三,词之声律,当与意志、情趣互洽。作词以情意为根,亦不废声律之美。今存最重要的词谱之一《词律》,便是阳羡派词人万树所撰。“阳羡派倡自陈迦陵,吴茵次、万红友等继之,效法苏、辛,唯才气是尚”(蔡嵩云《柯亭词论?清词三期》)。但随着清王朝羁縻政策的推行,文字狱的酷烈,以“清空”、“醇雅”为标帜的浙西词派兴起,阳羡词派也就随之而衰落了。
        阳羡派词论及其影响   孙克强
        摘 要:阳羡词派是清初与浙西词派齐名的重要词学流派,其领袖陈维崧以独特的词风和词学理论著称于词坛并影响于后世。阳羡词派的词学主张主妥包括:倡豪放词风,反对颓靡孱弱;推尊词体,存经存史;感物起兴,穷而后发。
        清代词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词学流派的存在和影响,阳羡词派即是一例。明末清初,以陈子龙为领袖的云间词派曾执词坛牛耳,为革除明代词坛的弊端,在创作和理论上都曾做过努力。但由于在词体观念、风格倡导等方面的认识未有新的突破,因而清初的词风主流仍为明代余绪。康熙初年,以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羡派登上词坛,与同时稍后的浙西词派一起拉启了清代词学的帷幕。近代词学家蔡嵩云将清代词学流派分为三期:“浙西派与阳羡派同时。……阳羡派倡自陈迦陵,吴园次、万红友等继之,效法苏、辛,惟才气是尚,此第一期也。”清代后期谭献《复堂词话》说:“锡鬯、其年行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指出了陈维崧和阳羡派在清代词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
        一个为人承认的文学流派,须有共同的审美倾向和理论主张,而这种倾向和主张又必须独具特色,以引起人们的关注。阳羡派的崛起是与其豪放词风直接相关联的。陈维崧为阳羡派领袖和突出代表,以词风雄健和鼓吹豪放而闻名于世。然而陈维崧词风的形成和其词学理论的成熟又有一个过程。陈维崧的词风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从云间入手,又加入广陵唱和,间或表达一些对词的看法,并无特色也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后期随着他的词雄浑豪健风格的形成,阳羡后学向往追摹者的增多,以及他们共同的理论主张的提出,阳羡派的阵营渐强,并为词坛所确认。
        陈维崧在康熙八年(1669)离开扬州,此后他专力作词,创作日富,词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陈维崧的词给词坛带来了新鲜而强劲的气息,天下词人耳目为之一新,纷纷仿效。与创作相辅而行,陈维崧同时发表了许多有关词学的理论主张,使他的影响更为扩大。陈对鸥形容当时的情形云:“江左言词者,无不以迦陵为宗,家娴户习,一时称盛。”蒋景祁说:“近则其年先生负才晚遇,僦居里门近十载,专攻填词。学者靡然从风,即向所等夷者,尚当拜其后尘。未可轻颉颃矣。”由此可见陈维崧在当时词坛的地位,以及受词林向往的盛况。在宗习陈维崧的人中,又以陈维崧同里阳羡(今江苏宜兴)词人最为热情。他们以陈维崧为宗师,心摹手追,编选数种词选以畅其词学宗旨,又互相砥砺,研习切磋,颇具声势。当时即有“近时倚声一席,独推阳羡”的声誊。于是阳羡词派开始以独特的词风和词学理论立于词林,并与稍后兴起的朱彝尊浙西派分庭抗礼。与陈维崧同时的浙西秀水(朱彝尊同里)人高佑釲说:
        明词佳者不数家,余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推荡然矣。文章气运有剥必复。吾友朱子锡鬯出而振兴斯道。俞子右吉,周子青士,彭子羡门,沈子山子、触谷,抟九,李子武曾、分虎,共阐宗风。陈子其年起阳羡,与吾里旗鼓相当。海内始知词之为道非浅学率意所能操管者。
        高佑釲与朱彝尊同为浙江西人,作此序时浙西派方兴未艾,而称陈维崧的阳羡派与其“旗鼓相当”,可见陈维崧和阳羡派已为世人所推重。
        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有诸多因素。阳羡派的兴起可以说甚得里邑的“江山之助”。陈维崧《蒋京少梧月词序》描绘了阳羡词风好尚的历史和现实:
        铜官崎丽,将军射虎之乡;玉女峥泓,才子雕龙之薮。城边水榭,迹擅樊川;郭外钓台,名标任昉。虽沟塍芜没,难询坡老之田;而陇树苍茫,尚志方回之墓。一城菱舫,吹来《水调歌头》;十里茶山,行去《祝英台近》。鹅笙象板,户习倚声;苔网花笺,家精协律。居斯地也,大有人焉。
        宜兴是景色优美、名人荟萃之地。铜官山的峥嵘,玉女潭的清幽且不必说,历史上的名人也足以使宜兴人自豪。晋周处、南朝宋任昉、唐杜牧都曾与阳羡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阳羡的词学传统更令人自豪:苏轼曾在阳羡买田,欲安居于此。北宋有“贺梅子”美称的词人贺方回的墓就在宜兴。宋词人中还有一位阳羡籍的蒋捷,他生当南宋末年,宋亡后隐居太湖中竹山,抱节以终。其词多抒发故国之思、山河之恸,风格以悲慨清峻、萧疏凄爽为主。他又是阳羡派主要成员蒋景祁的远祖。蒋景祁《荆溪词初集序》说:“吾荆溪……以词名者则自宋末家竹山始也。竹山先生恬淡寡营,居滆湖之滨,日以吟咏自乐,故其词冲夷萧远,有隐君子之风。”蒋捷的人品、词品对后世阳羡人其是阳羡派词人们的影响之大可以想见。宋代以后阳羡词风一直很盛,尤其在清代,“户习倚声”、“家精协律”虽不无夸张之辞,却也形象地说明了宜兴词人之多、词风之盛。严迪昌先生据《瑶华集》和《荆溪词初集》研究,仅从康熙初年至康熙三十四年,阳羡词人“竞达百人之多”。康熙朝之后,虽然词坛中心移至浙西,阳羡词人仍以其突出的成就引世人瞩目,甚至有“数乾隆以来阳羡词流,几几人握蛇珠”之说。在这样一块词学热土之上,词人们很容易激发起树帜立旗的热情。阳羡派词人在词坛张旗立派的意图是较为明确的。曹亮武等编选了以阳羡乡邑地域为主体的词选本《荆溪词初集》,并强调编选的意图是彰明阳羡词人的成就。曹亮武《序》中引陈维崧的话说:
        今之能为词遮天下,其词场卓荦者尤推吾江浙居多,如吴之云间、松陵,越之武陵、魏里,皆有词选行世。而吾荆溪虽蕞尔山僻,工为词者多矣,乌可不汇为一书,以继云间、松陵、武陵、魏里之胜乎?
        他们在分析词林形势后得出结论:阳羡词人完全可以继武各派而树旗立帜。相对而言,阳羡词人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这给声息相通、保持较为一致词学主张提供了条件。蒋景祁《刻<瑶华集>述》中曾说到阳羡词人们的活动,他们收集了各种词选、词集加以筛选整理研究,“校定之力则同邑史子云臣(惟圆)、储子同人(欣)、曹子南耕(亮武)、吴子天篆(梅鼎)、王涛(潆)、陈子纬云(维岳)、次山(枋),颇极研讨,以故乏鲁鱼亥豕之憾。”这些参加“研讨”的人中,史、曹、陈,还有蒋景祁都成为阳羡派的中坚。他们这种积极的词学活动也是其张旗立派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
        要研究陈维崧及阳羡派的词学主张,尚须对陈维崧前期的思想、创作进行探讨,以了解他前后变化的过程。下面我们首先分析陈维崧前期的词风和他对词的认识。
        陈维崧从少年起就从云间陈子龙、李雯等名流学诗词,并得到赞誉。他后来在诗中写到:“忆昔我生十四五,初生黄犊健如虎。华亭叹我骨格奇,教我歌诗作乐府。”在《上龚芝麓先生书》中也回忆当年从陈、李学词的情形:“维崧东吴之年少也,……向者粗习声律,略解组织,雕虫末技,猥为陈黄门、方简讨、李舍人诸公所品藻。”在从云间学词的过程中,除了风格追摹婉丽之外,还接受了云间黜南宋而上溯南唐、北宋的复古主张。云间词人蒋平阶曾说:“词章之学,六朝最盛。余与阳羡陈其年、萧山毛大可、山阴吴怕憩,力持复古。”陈维崧前期的词作沿云间余绪,多作小令,取南唐、北宋含蕴婉丽一体。所以被人称为学云间词而“入室登堂”。云间派的复古主张虽然从补救明词淫哇的角度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以时代划界域,从古人作品中讨生活,是此非彼,其弊端显而易见。陈维崧学步复古,说明他的词学观念尚不成熟。
        顺治十六年(1659)王士祯任扬州推官,广陵词坛盛极一时。陈维崧当时也活跃在广陵,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说:“自济南王阮亭先生官扬州,倡倚声之学。其上有吴梅村、龚芝麓、曹秋岳诸先生持之,先生(陈维崧)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广陵词坛诸人虽各有特色,而总体不出婉丽。邹祗谟曾谈到各人的特点:“同里诸子,好工小词,如文友之懁艳,其年之矫丽,云孙(黄永)之雅逸,初子(黄京)之清扬,无不尽东南之瑰宝。今则陈、董愈加绵渺,二黄益属深研。”王士祯也说:“友人中,陈其年工哀艳之辞,彭金粟擅清华之体,董文友善写闺幨之致,邹程村独标广大之称。”陈维崧作于此时的词哀艳婉丽,缠绵多情,这种特点从王士祯、邹祗谟选《倚声初集》中为陈维崧词作的评语中可窥见一斑:
      〔菩萨蛮〕《席间有感》。王士祯评曰:“近日名家,作丽语无如程村,作情语无如其年。”(卷四)
      〔醉公子〕《艳情》。邹祗谟评曰:“此等俱其年近作,如微之双文、致光偶见诸咏,喁喁呢呢,正是销魂动魄处。”阮亭云:“似韦相。”(卷二)
        虽然此时的陈维崧已颇具同名,但也还是仅仅作为广陵词坛的一位名家出现,并无独特的风格引起世人的关注。
        这一时期陈维崧没有提出系统的词学主张。从其风格审美偏好看,他倾心于婉娈雅丽之体。值得注意的是陈维崧在康熙五年(1666)说的一段话,从中可看出他词学观念的信息。这一年陈维崧科举落第,萧条瓠落,他“叹曰:是亦何伤?丈夫处不得志,正当如柳郎中使十七八女郎按红牙拍板,歌‘杨柳岸、晓风残风’以陶写性情,吾将以秦七、黄九作萱草忘忧耳。”从这段话可看出陈维崧词学观念的两个内容:一是奉行婉约风格;二是古人“过故乡而感慨,别美人而涕泣情发于言,流为歌词;合理凄婉,闻者动心”的继续,仍不出传统词学观念的范围。
        人的思想感情变化也象世上万事万物一样,有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方能达到质变的飞跃,然而我们考察事物变化又不得不把注意的焦点对准质变的临界点。我们对陈维崧词作风格和词学思想变化的研究也是这样。康熙八年(1669),陈维崧离开广陵,他的艺术生命也进入后半期,这时期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专力写词,弃诗不作;二是词风由婉丽转向豪放沉雄;三是词学观念的彻底更新。而第三点则是前二点的思想基础。
         关于陈维崧转变的原因,当时的蒋景祁、陈宗石都有解释说明。蒋景祁说:
(维崧)向者诗与词并行,追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伤邹、董又谢世,间岁一至商邱,寻失意归,独与里中数子晨夕往还,磊砢塞之意,一发之于词,诸生平所诵习经史百家、古文奇字,一一于词见之。
        陈宗石说:
        迨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
        概括起来说,功名事业上的失意打击,生活上的颠沛流离,至友的亡逝所造成的悲楚意绪,总之,命运的坎坷不平是使陈维崧词风转变的直接原因。其变化的具体表现为题材的扩大、语言的豪健、感情的深沉等方面。而这一切都反映了他文学思想的变化,尤其是对词体认识的变化。
        陈维崧后期词以豪放著称。同时代的朱彝尊说他“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史惟圆也曾形象地描绘他的词风:
        观吾子之词,湫乎侐乎,非阡非陌乎?何其似两山之束峭壑,窘蠢扼塞,数起而莫知所自拔乎!抑众水之赴夔门乎?漩涡湍激,或蹙之而转轮,或矶之而溅沫乎!
       陈维崧转为豪放风格除了命运坎坷、性格等原因外,还与其审美意识的变化有关,可是说是一种自觉的追求。陈维崧在《采桑子?吴门遇徐松之问我新词赋此以答》中谈到自己词风的变化:
        当时惯作销魂曲,南院花卿,北里杨琼,争谱香词上玉笙。 如今纵有疏狂兴,花月前生,诗酒浮名,丈八琵琶拨不成。
       作香艳的“销魂曲”已成为过去,词中表达了对豪放风格的追求和向往。他在作于康熙十年以后的《任植斋词序》也谈起他二十年前作的艳词:“忆在庚寅、辛卯间(1650,1651)与常州邹、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倾月落,杯阑烛暗,两君则起而为小词。方是时,天下填同家尚少,而两君独矻矻为之,放笔不休,狼籍旗亭、北里间。其在吾邑中相与为唱和则植斋及余耳。顾余当日妄意词之工者,不过获数致语足矣,毋事为深湛之思也。乃余向所为词,今复读之,辄头颈发赤,大悔恨不止。”词史上有不少词人晚悔少作,甚至焚弃旧稿,自扫其迹,如五代后晋的和凝、南宋的陆游,都是在成为朝廷显臣后,以士大夫的身份回视能“损格”的“卑体”小词而后悔。与他们不同,陈维崧则是为少作只追求语言的工致,而内容贫乏、风格浮靡而惭愧,转而讲求深刻思想内容的新词风,反映出他文学思想的进步。
        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是他提倡豪放词的一个重要原则。由此又与徒兴豪放形式的词作区分开来。他在《贺新郎?奉赠蓬庵先生》中写道:
        识得词仙否?起从前,欧、苏、辛、陆,为先生寿。不是花颠和酒恼,豪气轩然独有。要老笔万花齐绣。挪碎琵琶令破面,好香词污汝诸伶手。笑余子,徒雕镂。 秦宫汉苑描难就,矗中原,怒涛似箭,断崖如臼。我有铜人千行泪,扑地狮儿腾吼!声撼落桔中棋史。鹤发鸡皮人莫笑,忆华年曾奉西宫帚。家本住,金台口。
        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陈维崧把豪放雄健和颠狂醉喊式的粗豪区别开来。这种“花颠酒恼”徒具狂荡的形式,实为无病呻吟。词史上即有模仿辛弃疾而流于粗率叫嚣的,正如陈廷焯所指出的:“稼轩自有真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嚣为稼轩,亦诬稼轩甚矣。”批评的是南宋豪放派末流仅从形式上模仿辛弃疾,而缺乏辛词激昂的感情、宏大的气势和充实的内容,与辛弃疾实有本质的区别。
        陈维崧提倡豪放词风也是针对词坛积弱不振的局面而发的。他在《词选序》中分析了当时同坛的情况:
        今之不屑为词者固无论,其学为词者,又复极意《花间》、学步《兰畹》,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神瞽审声,斥为郑卫,甚或爨弄俚词,闺幨冶习,音如湿鼓,色若死灰。此则嘲诙隐瘦,恐为词曲之滥觞所虑。杜夔左马真,将为师涓所不道。辗转流失,长此安穷?”
       这种香弱之风由来已久。明词的淫哇且不论,清初从云间开始虽转入曲婉雅丽一路,却仍是婉约的一统天下,所以在此时提倡豪放词风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陈维崧在《……和荔裳先生韵亦得十有二首……》的第六首中说:
         诗律三年废,长瘠学冻乌。侍声差喜作,老兴未全孤。辛柳门庭别,温韦格调殊。烦君铁绰板,一为洗蓁芜。
       表明了要用豪放之风去荡涤香婉柔靡的词坛风气。
        由于陈维崧是针对词坛积弊有的放矢的倡导新风气,并能抓住思想内容——构成文学风格的根本因素,所以能够高屋建瓴,较之从语言、音律上斤斤两两分别豪放、婉约的词论家更具理论高度和说服力,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陈维崧是从思想内容、感情因素谈风格,所以并不专主一种风格,而是豪放、婉约并举。《今词选序》中谈到选词原则上表达了这一思想:
        夫体制靡乖,故性情不异。弦分燥湿,关乎风土之刚柔;薪是焦劳,无怪声音之辛苦。譬之诗体,高、岑、韩、杜,已分奇正之两家;至若词场,辛、陆、周、秦,讵必疾徐之一致。要其不窕而不榛,仍是有伦而有脊。终难左袒,略可参观。仆本恨人,词非小道。遂撮名章于一卷,用存雅调于千年。诸家既异曲同工,总制亦造车合辙。脚存微尚,讵偭前型。
       陈维崧分析了词风格不同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所致。就主体的作者来说性格有差异,阅历有不同;就作品来说,形式休裁各有特点,所以不能厚此薄彼,偏废一方。陈维崧的词实践了他的理论,不仅以豪放享誉,而且以各体兼擅闻名。当时顾咸三曾评论他的词:“宋名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辈,以冲淡秀洁而词之中正。至其年先生纵横变化,无美不臻,铜琶铁板,残月晓风,兼长并擅,其新警处,往往为古人所不经道,是为词学中绝唱。”
       阳羡派后学蒋景祁继承和发展了陈维崧的理论主张,他在《陈检讨词钞序》中说:
         (陈维崧)磊砢抑塞之意一发之于词。诸生平所诵习经史百家,古文奇字,一一于词见之。……读先生之词,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以为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亦可。盖既具什佰众人之才,而又笃志好古,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豪情艳趣,触绪纷起,而要皆含咀酝酿而后出。以故履其阈,赏心阅目,接应不暇;探其奥,乃不觉晦明风雨之真移我情。噫,其至矣。向使先生之词,墨守专家,沈雄荡激,则目为伧父;柔声曼节,或鄙为妇人。即极力为幽情妙绪,昔人已有至之者,其能开疆辟远,旷古绝今,一至此也耶?
       《序》中通过分析陈维崧词的风格特征阐述了理论主张。首先肯定了陈维崧豪放词的地位,并指出其具有风格多样、各体兼擅的特点。其次说明了陈维崧词的成就与其遭际坎坷、感情抑塞的关系,指出内容充实、感情充沛是其词工的原因。这些看法,继承了陈维崧的词学理论。在此基础上,蒋景祁进一步阐述了继承和创新,兼收并蓄和独辟新境的关系。他认为陈维崧所取得的成就在于他善于学习前人的艺术经验,更重要的是:“取材非一体,造就非一诣”,镕众长为一炉,创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正是对陈维崧词学风格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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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4 08:40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一)浙西词派
        1.背景、成员
       浙西词派是清康熙、乾隆时期的重要词派。其创始人与首领为朱彝尊。因龚翔麟曾刻他与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暤日、沈岸登之词为《浙西六家词》,故名。
       与之同调的有秀水(今浙江嘉兴)李良年、李符,平湖(今属浙江)沈皞日、沈岸登,仁和(今浙江杭州)龚翔麟。他们彼此唱和,影响甚大。龚翔麟将各家所作词合刻为《浙西六家词》行世,浙西词派由是得名。至厉鹗而更盛。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一一云:“雍正、乾隆间,词学奉樊榭(厉鹗)为赤帜,家白石(姜夔)而户梅溪(史达祖)矣。”
浙西词派的主要代表是朱彝尊、厉鹗、其次是李良年、李符、沈暤日、沈岸登、龚翔麟、项鸿祚等人。
        2.宗旨、特色
        ①浙西词派尊南宋格律派姜夔、张炎为宗。朱彝尊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姜夔)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又说:“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张炎)差近。”(《解珮令?自题词集》)他认为南宋姜夔、张炎的词最工,是词的最高楷模。崇尚醇雅,要求“词以雅为尚”(《乐府雅词跋》)。浙西词派的继承者厉鹗说:“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周邦彦)、白石(姜夔)诸人,词之南宗也。”(《张今涪红螺词序》)朱彝尊的友人汪森也把西蜀、南唐以来词的衰颓到复兴,完全归功于姜夔。他说:“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词综序》)由此可见,格律词派的姜夔,张炎等人,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了。
        其创始人朱彝尊为了改变明代以来词风的纤弱浮泛,挽救词的衰落,与同乡好友汪森共同选录唐、宋、金、元六百五十九家(不包括无名氏)词二千二百五十三首,编为《词综》,作为学词的范本。
        ②浙西词派师南宋慢词,力主词要“清空醇雅”。朱彝尊认为“作长短句必曰雅词,盖词以雅为尚,得是编,《草堂诗余》(南宋何士信编辑的词选)可废矣。”(《乐府雅词跋》)他认为“填词最雅,无过石帚(姜夔)”(《词综发凡》),主张“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鱼计庄词序》)。因此,浙西词派用雅俗来作为论词标准,汪森在其《词综序》里认为柳永一派词“言情者失之俚”,苏、辛一派词“使事者失之伉”。汪积山《尊闻录》也说厉鹗“尝病倚声家冶荡者失之靡,豪健者失之肆”。厉鹗在《论词绝句》中认为词不同于诗,诗庄词媚,诗刚词柔,词中的正道(即“风雅”)在于婉约,不在于豪放。因此,他认为南宋姜、张的慢词最雅,说姜夔的《暗香》、《疏影》 二词最清妍,说张炎“玉田秀笔溯清空,净洗花香意匠中,羡杀时人唤春水,源流故自寄闲翁”。他们与传统的词人一样,以艺术形式作为衡量作品高下的唯一标准,把苏辛一派词看成是旁门左道的“别格”、“变调”,非词的正宗。他们认为作词的最高境界应是张炎在《词源》中所说的“清空”境界,清疏、空灵、醇雅是浙派论词的最高标准。他们推崇姜、张,意在树立一个醇正古雅的风格来救“俚”、“靡”、“伉”、“肆”之弊。浙西词派的这一主张,获得一大批追随者,加之后继者厉鹗扬其波,故盛极一时,形成“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姜夔)而户玉田”的盛况。因此,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一说:“浙派词,竹垞(朱彝尊)开其端,樊榭(厉鹗)振其绪……皆奉石帚(姜夔)玉田(张炎)为圭臬”。
        ③浙西词派欲“尊体”,主张提高词的地位。词本是“应歌”产生的一种后起文体,柔靡侧艳,托体不高,故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它视为雕虫小技。宋代苏轼虽然意识到“柳七郎风味”不能表现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想在创作实践上把生活的激浪、时代的风雷、历史的烟云融入词境中去,把词提高到“诗”的地位。但他的成就在北宋一代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词发展到南宋,才渐有“尊体”之势。朱彝尊倡南宋慢词,并提出词是“言志”即“吟咏性情”之作,其意盖欲“尊体”,以提高词在文学上的地位。他在《陈纬云红盐词序》中曾把词看作是不得于时者寄情的工具:“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鉅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益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郭麟称此论“真能道词人之能事”(《灵氛馆词话》)。汪森(1653年—1726年)也曾致力于提高词在文坛上的地位,反对自宋以来把词称为“诗余”和“诗降为词”的说法,他在《词综序》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矣。”他驳斥“词为诗余”之论,意在抬高词体。厉鹗《论词绝句》中也说:“美人香草本《离骚》,俎豆青莲尚未遥,颇爱《花间》肠断句,夜船吹笛雨潇潇。”他在这里把词上接《离骚》,下接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菩萨蛮》、《忆秦娥》,并抬出李白这位大诗人作为词的鼻祖,其用意与朱彝尊、汪森同。总的来看,浙西词派欲“尊体”,努力提高词在文学上的地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看法,至于他们自己的词是否达到了《离骚》变雅的思想高度,则又当别论。
        ④其次,浙西词派的朱彝尊还主张“吟咏性情”,反对摸拟,反对明以来言诗者“斤斤权格律、声调之高下,使出于一”的风气。他说:“仆之于文,不先立格,惟抒己之所欲言,辞苟足以达而止。”(《答胡司臬书》)又说:“吾言吾志之谓诗。言之工,足以伸吾志,言之不工,亦不失吾志之所存。”(《沈明府不羁集序》)他提倡的“诗言志”及诗要“吟咏性情”是对的,但他们于词则往往重艺术性而非思想性;他们反对“斤斤权格律、声调”也是对的,但他们自己则字字讲格律,句句讲声韵;他们反对诗有派别及门户之见,提出“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但他们于词则往往言派,信从李清照的“词别一家”之说,以婉约为宗。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常常是矛盾的。
        3.评价、影响
       浙西词派在文学内部发展过程中既能起救弊补偏的作用,又能适应特定历史时期对于一般文人的要求与需要,这是它产生、发展,直至领袖一代词坛的根本原因。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词到了明代,除明末的个别作家如陈子龙、夏完淳之外,一般的写作态度都不够严肃。他们专学《花间》、《草堂》,把词的题材范围局限在闺帏绮语、花草闲题这一狭小的圈子里。特别是明代弘治以后,一些词人好行小慧,内容则偎红依翠,语言则纤艳尖新,气格则卑弱浮滑;小令虽时有佳作,但不善于写慢词,追求词眼、警句,虽时有好句而少完篇。吴梅对此慨叹说:“才士模情,辄寄言于闺闼;艺苑定论,亦揭橥于《香奁》;托体不尊,难言大雅。”因此,南宋慢词确不失为治病针砭的良方,浙西词派提倡清空雅正以救其失,这是对的,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
       就其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来说,浙西词派也有其适应当时形势的一面。清王朝建立后,采用了高压和笼络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在严厉镇压各族人民反抗的同时,尤其重视拉拢汉族和其它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采取“对归顺官员,既经擢用,不必苛求” 的政策,一般以原官擢用,有的还加以升迁。其次,清政府还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统治,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是“恩威兼施”。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使他们不敢反映现实,不敢过问政治。治学问,则钻进故纸堆里去考证;谈义理,则循规蹈矩,不敢越程、朱理学一步;攻词章,则苦心劳神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另一方面则以科名笼络他们,开设博学鸿词科,广泛收纳天下的节义、博学、文辞名士,使他们忘记民族的仇恨,甘愿做清王朝的奴才。这些招降纳叛的收抚政策,在封建阶级士大夫中收效极大。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益巩固,特别是所谓“太平盛世”的出现,致使具有民族意识的遗民创作倾向日益减弱,“一半已书亡明事,更留一半写今时”的遗民词已走向消亡,形成了把亡明遗事作话柄的局面:人怜沧海遗民少,话听开元逸事多。因此,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与文化专制统治下,即使少数具有民族反抗意识的人,也不敢公开在作品中表示不满,于是只好借助于寄慨“全在虚处”而又无迹可寻的南宋慢词,来寄托个人的遭遇和时代的感受,抒写难以表达而又不忍不说的情怀,寄寓不敢明说而又不吐不快的慨叹。正如朱彝尊在《天愚山人诗集序》中说:“顾有幽忧隐痛不能自明,漫托之风云月露,美人芳草以遣其无聊。”在创作上那种欲言又止,欲吐又吞的委婉隐晦风格,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流露,是时代给作者心灵上投下的阴影。加之一般士大夫及文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既得利益,遂安于奴化状态或歌咏“太平”,或沉醉于个人逸乐之中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因而在词坛上形成了一种追求闲情逸趣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浙西词派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所以,浙派词人提倡清空妥溜和避开斗争现实而专门追求艺术形式美的雅词的主张,可以说是“会逢其适”,正符合当时具有软弱性的一般词人的需要。朱彝尊就公开宣称词“宜于宴喜逸乐,以歌颂太平。”他在《紫云词序》中声称:词在兵戈未息之时,不得志者可以反映现实,而一旦“兵戈尽偃”,受到统治者“煦育”之时,就应当歌咏“太平”,也就是他所说的词“不可偏废”。因此,浙西词派虽然统治词坛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值得称道的词不多。该派风靡词坛一百馀年,起了一定的救弊补偏作用。但浙西词人讲究声律词藻,追求形式美,内容比较贫乏。即如厉鹗词亦难免饾饤窳弱之流弊,及其末流,格调更为卑下,特别是其末流出现了不少浮薄的“淫词”,“鄙词”、“游词”,其思想性、艺术性均无可取之处,实属词中下品。故文廷式《云起轩词序》说:“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音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慢。”谭献说:“浙派为人诟病,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为白石之涩,玉田之润。”(《箧中词》)于是“打油腔格,摇笔即来”,“最无益于词境也”(吴梅《词学通论?概论四》)。
   
      【厉派】
       清代中叶浙西词派。以厉鹗为代表,“言词者莫不以樊榭为宗”(吴锡麒《詹石琴词序》),故有“厉派”之称,“其时厉派分张,一唱百和”(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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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5 09:4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二)常州词派
       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是清代最有影响的词派。追求复古,更多地表现为词学理论,于词本身无多大成就。常州词派为乾嘉时的张惠言所开创,故名。后经嘉道时的周济进一步加以完善和发展,加之同光时的谭献、冯煦,清末的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孝臧等人推波助澜,遂成为清代中叶以后领袖词坛的又一大词派。
       代表人物是张惠言和周济。较有名的有陈廷焯、谭献、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还有张琦、董士锡、恽敬、左辅、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珹、庄棫、金式玉等,彼此鼓吹,声势大盛。

        1.社会背景
       清朝前期,文网甚密,忌讳甚多,文人多噤若寒蝉,难以豪放。清代,先后兴起浙西派和阳羡派。如果以创作而言,前者标举姜、张之清空,朱彝尊开其端,厉鹗振其绪,固曾盛极一时;后者则崇尚苏、辛之豪放,以陈迦陵为领袖,亦曾风靡当世。然而,浙西派之末流一意追求清空而流于空疏浮薄,阳羡派之末流一味讲究豪放而流于叫嚣粗率,致使当时词坛上学周、秦一派的流为“淫词”(“揣摩床第,污秽中冓”的色情之作),学苏、辛一派的流为“鄙词”(“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的庸俗之作),学姜、张一派的流为“游词”(“义不出乎花鸟,理不外乎应酬”的无聊之作),内容贫乏是它们的共同之处,词风浮浅与粗俗则是它们的两个极端。嘉庆初年,浙派的词人更是专在声律格调上著力,流弊益甚,流于枯寂,演为雕章琢句、审音守律的“小道”,把词引向淫鄙虚泛的死胡同。曾致力经学研究的常州词人张惠言欲挽此颓风,顺应变化了的学术空气和思想潮流,大声疾呼词与《风》﹑《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反琐屑饤饾之习,攻无病呻吟之作,从者翕然效之,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于嘉庆二年(1797)编纂《词选》。是选与浙派所编《词综》相反,多选唐五代词而少选南宋词。他在《词选序》中援引《说文》“意内言外”来解释“词”,指出词作近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抬高词的历史地位,并强调要注意词人“感物而发”、“缘情造端”的意旨和“低徊要眇”的寄托用心,以此反对无病呻吟、琐屑饾饤之积习。和之者众多,彼此鼓吹,声势大盛,遂形成代浙西词派而起的常州词派。
       其次,就其特定的历史需要而言,常州词派的产生也有其适应的一面。到清代嘉庆年间,正是清王朝由鼎盛转入中衰的转折时期,“盛世”已去,风光不再,各种社会矛盾趋于尖锐激烈,朝野上下产生“殆将有变”的预感,无情的现实,再也不容许封建士大夫们逍遥物外,终日沉浸在笙歌鼎沸的鬓光袖影之中,避开斗争现实而去专门追求唯美主义的春梦词了,浓重的忧患意识使学者眼光重又转向于国计民生有用的实学。文网渐开,士气复兴,反映到词坛上,因此,常州词派提倡“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用词来抒写个人观感和讽谕现实的词论主张,正符合了当时一般词人的审美心理,故一时和者从风,很快就取代了浙西词派的词坛盟主地位。
       2.常州词派历史
       常州词论始於张氏编辑的《词选》。其书成於嘉庆二年(1797),所选唐、宋两代词,只录44家,160首。与浙派相反,多选唐、五代,少取南宋,对浙派推尊的姜夔只取3首、张炎仅收1首。虽失之太苛,但其选录的辛弃疾、张孝祥﹑王沂孙诸家作品,尚属有现实意义之作,说明词在文学上并非小道,以印证张惠言在《词选序》里所申明的主张。他竭力推尊词体,援引《说文》“意内言外”来论述,指出词作近於“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用“敷衍古体以自贵其体”(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抬高词的历史地位。张氏比较注意词作的内容,能寻绎词作“感物而发”﹑“缘情造端”的意旨,剖析词人“低徊要”的寄托用心。由此出发,他批评了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诸家词作是“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可见其持论之严。但他亦有过分寻求前人词作的微言大义而流於穿凿附会的弊病。比如解说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还认为“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这种无根臆说曾遭到王国维的讥议,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种解读方式并非张惠言独创,而是南宋鮦阳居士首创,张惠言只是模仿鮦阳居士解读苏轼《卜算子》的方式解读温庭筠等人的词作而已。他又勇于立论,疏于考史。对一些词作的解释有失实之处。尽管如此,张氏强调词作比兴寄托,较之浙派追求清空醇雅,显然在格调上高出一筹。
        3.常州词派创作特点
        常州词派的词论主张是尊词体、重比兴、区正变。
        一、尊词体。张惠言早年治经学,而常州经学家多以今文经学“经世致治”的主张相号召,后来逐渐形成与擅长考据的乾嘉学派分庭抗礼的常州学派。张惠言以这种学风来衡量当时的词风,就不能不思变革。张惠言首先推尊词体,认为词与诗同道,绝非“诗余”,他引用许慎《说文解字》对“词”字的解释:“意内而言外谓之词。”来证成其说。既然词是“意内言外”,这就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古训打通了,词体也就变得尊贵起来。其实,《说文解字》所谓“词”是词语之词,与歌词之词风马牛不相及,彼一“词”非此一“词”。令许多文人口服心服。
       常州词派主张依据儒家“诗教”推尊词体,欲把当时视为“诗余”的词,提高到“史诗”的地位,使之合于士大夫的价值标准。就文体之正统而言,诗有诗教,文有文统,唯独词起源于里巷歌谣,且向有“侧艳”的传统。因托体不高而被目为小道,不得登正统文体的大雅之堂。张惠言欲正本清源,想要打破词为“卑体”的传统观念,努力提高词的地位,以挽词风每况愈下的颓势于既倒,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尊体”。他在《词选序》中说:“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张惠言提出词出自唐人之手,与乐府同源,并利用前人解释《诗经》《楚辞》的方法来解释词,把词与《诗经》《楚辞》相提并论,其用意是要托体自尊,欲借此来达到提高词体地位的目的。他从儒家诗教的正统观念出发,认为“尊体”的最根本途径是扩大词的题材,重视发挥词的社会作用,做到“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因此他提出了词应上接《风》《骚》,“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的词论主张。他认为只有这样词才能立意深,品格高,浮浅与粗俗之弊方可尽扫,才能使一向被视为“卑体”的词能与诗赋一样,跻身于儒家传统所认可的正统文体之列。常州词派的另一位重要词论家周济在其《词辨》中也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周济认为诗有“史诗”,词也应该有“史词”,其内容或事前的“绸缪未雨”,或为虑乱的“太息厝薪”,或为积极的“己溺己饥”,或为消极的“独清独醒”,总之都应以时代的盛衰作为背景,可为后人“论世之资”,有“史”的意义,才能使词这种文体独树一帜。常州词派的这一词论主张,对纠正当时词坛的流弊和提高词体的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重比兴。由上述可知,常州词派不仅推尊词体,而且注重“比兴寄托”,提倡“意内言外”。所谓比兴寄托、意内言外,亦即陈廷焯所说的“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 (据《白雨斋词话》卷一)
      然后,他主张词应该与《诗经》一样,要有“比兴寄托”,即用“风谣里巷、男女哀乐”的歌咏,“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但是,词为“艳科”,这有唐五代北宋词为证,张惠言要让人们接受他诗词同道的观念,就必须破除人们对词的成见。他于是编了一本《词选》,来印证他的看法。这本《词选》共选录唐五代宋词四十四家、一百一十六首,而以“花间派”宗师温庭筠一家最多,竟达十八首,仅此一点,就在当时及后代掀起了大波澜。温庭筠历来以“香艳”著称,要以他来抬高词的地位和品位,无异于以《金瓶梅》来抬高通俗小说的地位和品位一样,未免有些滑稽。但张惠言的“绝招”就在这里。既然“香艳”如温词尚有“比兴寄托”之意,其他就毋须再说。张惠言以经学家注释《诗经》中“男女之诗”的方式来“解读”温词,如谓《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为“感士不遇,篇法仿佛《长门赋》”。又以“花间派”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为“述蜀人劝留之辞”。这样一“解读”,温、韦的“艳词”便有了严肃的意义。用张惠言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重铸温、韦、周、辛之面目”。《国风》有“男女之词”,《离骚》有“香草美人”,这与后代的词有“香艳”,同为“寄托”。张惠言的主张通过这本《词选》流行开来,响应者甚多,彼此鼓吹,形成词派。其代表人物之一周济甚至认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并提出“词史”一说,以与“诗史”并尊。直到近代,声势依旧不衰,被人称为晚清四大词家的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就是常州词派的后劲。
      周济更撰定《词辨》、《宋四家词选》,“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谭献《箧中词》卷三)他在张氏推尊词体的基础上着重提倡词要有“论世”的作用,他认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说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以此证实张氏注重词作思想内容的正确。他认为词作不仅仅是抒写个人情思,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发挥其社会功能,故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四云:“国初诸老,具复古之才,惜乎本源所在,未能穷究。乾隆以还,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张出而溯其源流,辨别真伪,至蒿庵而规模大定,而词赖以存矣。”蒋兆兰《词说》云:“《茗柯词选》导源风雅,屏去杂流,途轨最正。”“周止庵《宋四家词选》议论透辟,步骤井然,洵乎暗室之明灯,迷津之宝筏也。”但常州词派自开始就存在明显的弊端,如张惠言寻求前人词作的微言大义而流于穿凿附会,解说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又认为“‘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周济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亦常有矛盾之处,如其《词辨》把周邦彦九首、史达祖一首、吴文英五首遣兴、咏物、应歌之作列为正体,而将李煜九首、辛弃疾十首、陆游一首划在变体之类。同时常州派词人因为强调要有寄托,所以他们的词作虽遣词精密纯正但晦涩难懂,这也是他们的局限。常州词派对清及近代词影响甚大,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等清末词人均为常州词派的后劲。
       张惠言为了宣扬自己的这一词论主张,精选了唐宋名家四十四人的词一百一十六首,并专从比兴寄托的角度加以笺释词意,编为《词选》一书。因此,黄彭年在《香草词序》中评论张惠言说: “诗亡而乐府兴,乐府衰而词作。其体小,其声曼,其义则变风变雅之遗。自皋文张氏以意内言外之旨论词,而词之旨始显。”常州词派的后继者周济不仅也重比兴寄托,而且还指出了实践比兴寄托的重要途径。他说: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裴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 (据《介存斋论词杂著》)他认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 (《宋四家词选序》),主张作词要做到有寄托与无寄托的辩证统一,使词达到“言近而旨远,词浅而义深”的幽微境界。由此可见,周济的所谓“无”乃是从“有”转化而来的“无”是先“入”而后“出”的“无”,并非真正无寄托比兴的“无”’。因此,詹安泰在《论寄托》一文中曾经说:“周氏所谓‘无寄托’,非不必寄托也,寄托而出之以浑融,使读者不能斤斤于迹象以求其真谛。”又说: “曰‘求无寄托’,则其有意为无寄托,使有寄托者,貌若无寄托可知。” (1936年《词学》季刊三卷三号,第11—12页)正如况周颐所说“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蕙风词语》卷五)周济的由“有”而“无”’由“入”而“出”的理论,既可以因“入”与“有”而避免浮浅空虚之病,又可以因“出”与“无”而避免为词过实之弊,这的确不失为一种十分精辟而又独到的见解。因此,常州词派的意内言外之说,比兴寄托之论,自从张惠言提出之后,词家词论家大都翕然从其所论。常州词派诸家自不必说,其它如刘熙载、冯煦、项鸿祚诸人,也为之推波助澜,不仅使这些词学理论影响甚大,而且使常州词派盛极一时。
        三、区正变。常州词派从传统的正变观出发,宗温庭筠、周邦彦等人,其论词标准是“深美闳约”。所谓“深闳”,是指词的思想内容深刻闳富,意境深远广大;所谓“美约”,是指词的审美价值及艺术概括。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评论五代词时说:“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偓,亦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他还认为“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他们的词才“近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因而比兴温厚,一归于正。他认为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诸家的词“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批评柳、黄的词“荡而不反”,流于秾艳; 刘过的词“傲而不理” ,流于叫嚣粗率; 吴文英的词“枝而不物”,表面华丽夺目,其实言之无物。浙西派强调清空醇雅,偏重形式,常州派强调寄托,注重内容,这是常派不同于也高于浙派的地方。常州词派著名词论家周济也说: “皋文曰:‘飞卿之词,深美闳约’ 信然。飞卿酝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神理超越。” ( 《介存斋论词杂著》 )周济不仅推崇温庭筠,而且还十分推尊周邦彦。他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说:“清真(周邦彦),集大成者也。稼轩(辛弃疾)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王沂孙)餍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吴文英)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余子犖犖,以方附庸。……问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余所望于世之为词者盖如此。”周济虽推崇辛弃疾等人,却视周邦彦为集大成者,把辛词置于周词之下。周济还把周邦彦、史达祖、吴文英等人偏美格律的咏物之作,放在正统地位,亦即正体之中,把辛词视为“变调”、“别格”放入“变体”之中,而范仲淹的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等词,连入选“变体”的资格也没有。常州词派的鼻祖张惠言则对温庭筠的词推崇备至,他的《词选》一书重婉约轻豪放,重雅正轻俚俗的倾向十分明显,以符合变风、比兴、雅正之义的词为正体,反之则为变体。此书所选温词占十八首,辛词仅六首,苏词只四首,而且并非都是苏、辛的代表作。浙派以姜、张为正宗,常派奉温庭筠、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等人为正宗,在偏美形式这一点上,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差别。由此可见,常州词派关于词的正变观,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仍旧受着儒教尊体派的明显影响,拘守以婉约为正宗,以豪放为别格,鄙弃俚俗的正统观念,另一方面,以雅为正也是针对当时“揣摩床第,污秽中冓”的淫词和“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嚣则市侩之盛气”的鄙词而发,其意在提高词格,以争得词的正统地位,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常州词派为了在前人的作品中寻求“微言大义”,过分“依物取类,贯穿比附”,故其论词往往捕风捉影,失之于穿凿附会,流为经学家的迂腐。其最著者则是经学家张惠言,如“传曰:意内言外谓之词”,就其为了抬高词体,托体自尊的做法,以及他为了反对浙西派末流的浮薄空疏,强调比兴寄托,对词的创作与欣赏而言,当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说文解字》卷九说:“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段玉裁注:“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很明显,《说文解字》所说的“意内言外”,根本不是指作为诗体的词,而是指语词而言的。又如他在《词选》中对苏轼《卜算子》笺释说鲖阳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等等,最后他说“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说欧阳修《蝶恋花》一词中的“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也;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殆为韩范作乎?”还说温庭筠《菩萨蛮》一词的内容似《感士不遇赋》,其篇法同于《长门赋》,“照花前后镜”四句有屈子《离骚》初服之意。周济在《词辨》中也附和张说,以“士不遇”读之最确。词至宋后,文人之作日多,寄托之说愈盛,所谓“ ‘琼楼玉宇’ ,天子识其忠言; ‘斜阳烟柳’ ,寿皇指为怨曲; 造口之壁,比之诗史; 太学之咏,传其主文。” (金应珪《词选后序》 )作者确有寄托,读者亦有所悟。然牙板金尊,不必尽言忠爱,而双枕堕钗、香囊罗带之词亦有间作。可张惠言过分牵强附会,故其论词实多谬误,不可尽信。因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批评张惠言说:“固哉! 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一时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纹罗织。”谢章铤在张惠言《词选跋文》中也指出: “读皋文此选,则词不入于浅,……皋文之有功于词岂不伟哉。然而杜少陵虽不忘君国,韩冬郎虽乃心唐室,而必谓其诗字字有隐衷,语语有微词,辨议纷然,亦未免强作解事。”这些批评,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以周济为例
        他撰定《词辨》﹑《宋四家词选》,“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谭献《箧中词》卷三),但他并不囿於张氏的立论,“论词则多独到之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深化了张氏词论。周济在张氏推尊词体的基础上,著重提倡词要有“论世”的作用。他认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
        4.品评词作
       周济之轮证实了张氏提倡比兴寄托的内容,要求词作能反映现实生活,发挥其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个人情思的抒写,实为有识之见。另外,周济还指明了词作如何寄托的门径,提出了“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说,并且以精丽的语言,描绘了词人在“触类多通”以后,“驱心若游丝之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蝇翼”(《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构思、创作过程,使“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的浓郁感情通过“铺叙平淡﹐摹缋浅近”(同前)的艺术形像体现出来,所论也较精辟。但他实际品评词作时,与其立论常有矛盾龃龉之处。
       《词辨》从他早年所著《词辨》仅存的“正﹑变”两卷来看,把周邦彦9首、史达祖 1首、吴文英5首遣兴、咏物、应歌之作。划为“正”体。而将李煜9首、辛弃疾10首、陆游1首列在“变”体,就令人难以索解。晚年所著《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分领一代。并主张“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虽想博观约取,仍不免囿于“婉约”一派。
        5.创作倾向
        常州派词人对于创作,态度比较严肃。比如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和周济〔蝶恋花〕“柳絮年年三月暮”,遣词精密纯正,似别有意蕴,但比较晦涩。实际上也并无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其立论尚有距离。这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倾向,也是整个常州派词人的局限。
       常州词派其他词人的作品,如恽敬《阮郎归?画蝴蝶》、张琦《摸鱼儿?渐黄昏》、钱季重《六丑?见芙蓉花作》 陆继辂《隔溪梅?蝴蝶》、丁履恒《缘意?雁》等,都是索物寄意之作,此类作品与浙西派“巧构形似之言”的咏物词相比,在意格方面确有深浅之别与高下之分。但由于常州词派的生活面窄,创作又脱离实际,加之过分强调寄托的含蓄,故其作品多意境狭窄,词旨隐晦,且偏于拟古之病,这是应当扬弃的。
       常州词派对清词发展影响甚大。近代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这四大词家,也是常州词派的后劲。虽然他们创作同样走向内容狭窄的道路,境界并不恢宏,但他们的词学整理研究颇有成绩。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箧中词》;王鹏运汇刻《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词百六十余家为《彊村丛书》,都收集了大量的词学遗产。
        6.常州词派    作者  艾治平
        常州词派起于嘉庆,辉煌于道光。领袖张惠言(1761—1802年)字皋文,江苏武进人。他是清儒《易》学三大家之一。有《周易虞氏学》是一部阐释汉儒孟喜、虞翻《易》学的力作。嘉庆二年(1797年)《词选》的问世,标志常州词派的兴起。在书之《序》中,张惠言全面地阐述了他的词学观,如云: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志。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剌,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今第录此篇,都为二卷,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
       其论词宗旨大体为:
       一、藉许慎著《说文解字》所转引的东汉孟喜《周易章句?系辞上传》中“意内言外曰词”,认为填词应重在意。此与张氏所谓“非苟为雕琢曼辞”之意相近。质言之,反对淫词、鄙词和游词。推尊儒家诗教,即“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陈廷焯称誉“《词选》一编,扫靡曼之浮音,接《风》、《骚》之真脉”。王煜则云:“力起颓坠,高标寄托,截断众流”。但究其目的仍是归之于“温柔敦厚”。因为他是有鉴于“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剌,坏乱而不可纪”。他指责后学不能探求前人词作宗旨本意,一味追求放浪通脱,而且变本加厉,词风败坏,无以复加。因此要“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基于此,张惠言斥柳永、黄庭坚的艳词,并批评了刘过、吴文英等人。34年后,其弟张绮《续词选》称“多有病其太严者”。其实关键不在“严”,而在不当。教化思想过重,必然要排斥一些人。
       二、又称“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云云。即指词具有《诗》、《骚》那样的比况感兴,那样能发挥美刺的政治伦理作用。其推尊词体,亦源于此。后汉的郑众第一次把比兴解释为诗法。他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郑玄“注”则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至唐代《毛诗正义》孔颖达疏:“比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谓刺诗之比也。兴云见今之美,取善事以劝之,谓美诗之兴也。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他纠正了郑玄把比说成是过失(刘勰亦云:“比则蓄愤以斥言”。)把兴说成是赞美,而认为无论赞美和讽刺里都可用比兴手法,这是正确的。“变风”,源《毛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认为“乱世”产生“变风、变雅”。清人马瑞辰则认为“变风变雅”是暴露统治阶级的诗。张惠言将《诗》之“变风”和楚《骚》的香草美人来论词,与他的强调教化是互为表里的。
       三、它要求词人内心深处的“幽约怨悱”的难言之情,曲折隐约轻讴微吟地表达出来,使词意幽邃绵邈,令人一唱三叹。而与那些“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或“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的作品,迥异其趣。但过分强调“意内言外”,曲折委婉,也往往落入穿凿附会、深文罗织不知所云的主观唯心的泥坑。如张惠言对温庭筠、冯延巳、欧阳修、苏轼等多人作品的议论,现先看对温词〔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一例:
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
       说词的主题是讲有才能的人不被重用,那么词中美人的活动就变成了这位“不遇”之“士”的行为了。说“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四句如屈原《离骚》的“退将复修吾初服”,是政治上不得意,退而加强道德品质的修养。其实这首词不过写一个贵族妇女早晨懒起床,梳洗迟,插花照镜,看见绣衣上鹧鸪成双,顾影自怜。真意在此,宁有他哉!却被张惠言深文周纳了。
       再看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张云:
       “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
       为赋予这首词以政治性,他说“庭院深深”如屈原《离骚》中的“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又说这首词暗示政治黑暗,小人横行,贤者如韩琦、范仲淹被放逐,等等。这种说法并无根据。传张惠言衣钵的有其外甥董士锡、门生金应圭,而经过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止庵)的完善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创作理论。周济云: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理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函之诣。
       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咳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绘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
       “寄托”,寄情托兴。“有寄托”与“无寄托”和“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精神是一致的。“非寄托不入”,即要求须有寄托,使思想内容深厚。这样进入构思时如游丝挂住飘飞的花瓣;表现技巧也如大匠运斤成风,可削去薄如蝇翼的垩粉而不会伤鼻,继而创作出“阅载千百,謦咳弗违”的作品。如此,“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而章”,可谓“斯入矣”。“专寄托不出”,指创作主体内在的“意”,不宜直接表达,当于语言之外求之,即言外之意。这需要有长期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淀,使自己的学识修养和艺术造诣运用自如,就不必有意识去寻找依托之物,自然地达到景情交融主客观契合的境界。这样虽不以寄托为能事,寓意若有若无,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启示读者以丰富的联想,各人从作品中体味出不同的含意。周济既发展了常州派理论,又扩大了常州派的影响。正是“自周氏书出,而张氏之学益显。百余年来词径之开辟,可谓周氏导之。”
后来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谭献(1830—1901年)在《谕子书》中说:“治词宗张皋文(惠言)周保绪(济)。他选《箧中词》即为“衍张茗柯(惠言)周介存(济)之学。”他说:“常州派兴,虽不无皮傅(一知半解,附会其说),而比兴渐盛。……以常派挽朱、厉、吴(锡麒)、郭(原注:频伽流寓)佻染饾饤之失,而流为学究。”又云:“予初事倚声,颇以频伽名隽,乐于风咏。继而微窥柔厚之旨,乃觉频伽之薄。又以词尚深涩,而频伽滑矣,后来辨之。”他特推崇周济:“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独填词为然”。他再云:“常州词派,不善学之,入于平钝廓落,当求其用意深隽处”。他对常州词派的牵强附会,“不善学之”,堆砌典故,流为学究,以及对郭麟的不满,对周济的高度赞誉,大体说是公允的。而以后的晚清词坛,应说仍在“常州词派”的笼盖下,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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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5 09:47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三)临桂词派
        1.名称来由、主要成员、背景
        临桂词派为清末词的流派,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被称为清三大词派或清词三期,为清词坛主流,构成清词三足鼎立之态。其成员即晚清四大词家王鹏运(半塘)、朱孝臧(强村)、郑文焯(叔问)、况周颐(蕙风),因王、况为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故称。近代词学家蔡蒿云于《柯亭词论?清词三期》云:“清词派别,可分三期。”而“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唯有此派,馀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教虽不同,而词派则同”。
       临桂词派崛起于晚清。彼时,中国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急剧变化之中。“一方面,社会冲突引发文化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新文化与旧文化形成尖锐矛盾。另一方面,传统文人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引发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碰撞和冲突。”张利群表示,从文学艺术的内部发展来看,以古典诗词为主流正宗的抒情性文学传统,面临着以通俗小说为主体的叙事性文学的冲击和挑战,清代词学发展从浙西词派到常州词派呈现由盛而衰之势。临桂词派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社会转型期、过渡期的各种复杂矛盾冲突几乎全都集中于此,既成就了临桂词派推动清词中兴的辉煌,又无可挽回地决定了临桂词派作为中国古典词学终结的命运。
       临桂词派渊源可追溯到清代粤西文化及粤西词兴起与发展。有学者表示,粤西地区及临桂是人杰地灵之地,至清代在政治、文化、文学、教育、科举诸方面突飞猛进,形成临桂词派的孕育环境与文脉传统,尤其粤西文人词人相互影响,积极推动了临桂词派产生及领袖人物的成长。这既充分说明临桂词派产生的重要原因,也集中表现出粤西文化及粤西词人群体在词学上的成就。
       桂林市的临桂区文脉兴盛,不仅造就了一批状元、将相和总统,还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流派。同治、光绪年间,王鹏运、况周颐崛起词坛,显示出新的风貌,受到时人的推崇。王鹏运、况周颐与同时的朱祖谋、郑文焯被誉为“清季四大词人”。因为王、况都是广西临桂人,所以人们称他们为“临桂词派”或“粤西词派”,又简称为“桂派”。在诸多词派中,临桂词派是继浙西词派,阳羡词派与常州词派之后能够领导词坛风气的重要词派。
       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文学主流按照自北向南和自东向西的方向传播,至清代随着文学板块的移动,临桂词派是文学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临桂词派以词学大师王鹏运、况周颐为首,主要成员包括临桂籍及广西籍词人刘福姚、邓鸿荃、阳剀、倪鸿、龙继栋、韦业祥等,还包括外省籍词人文廷式、朱祖谋、易顺鼎、易顺豫等。
       词派集结形式和活动方式主要通过时任户部尚书的龙继栋“觅句堂”以文会友;其后王鹏运在京组织“宣南词社”、“咫村词社”、“校梦龛词社”,宋育仁、张次珊、缪荃孙等一批词人聚集周围,另外还有张上和、夏孙桐、邵瑞彭、王蕴章等与之吟咏唱和,声势日隆,形成思想相同、情意相当、旨趣相投、风格相近的词学流派。

       2.特点、宗旨、主要作品
       临桂词派在词学理论方面,王鹏运提出了“重、大、拙”的创作标准:“深之于重,闳之于大,约之于拙”。“重、大、拙”包括了创作态度、作品内容和表现方法三个方面。
      创作态度要“重”,即严肃、慎重,“重”指出作家创作时必须有厚重的思想感情;作品内容要“大”,即生活基础要深厚,题材重大,寄托深沉,“大”指出思想境界要高远;表现方法要“拙”,即自然、真切、恰如其分,不要做作,不要过于雕琢。王鹏运的词作有重、大、拙三大特点,他填词的这三大特点,曾被推为词学的标准,为“天下所宗仰”,他是从元到清词作能迅速反映国家大事且作品较多的第一人;况周颐“癖词50年”,主要著作有《蕙风丛书》34卷,与况周颐同为清末四大词人的浙江人朱祖谋,曾推《蕙风词话》为千古以来之绝作;刘福姚是广西最后一名状元,是“临桂词派”的重要词人之一,著有《耐庵集》传世。
        临桂词派除在词学理论上标新立异之外,还在校勘补遗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3.影响
       临桂词派是晚清全国词坛最重要的词派,也是广西历史上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清朝各词派中数临桂词派影响最大,时间最久。临桂词派既有明确系统的词论,也有大量的有质量的词作,在全国文坛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古典词学的绝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伟林认为,临桂词派是广西古代文学发展巅峰,也是绝响。清代词坛浙西词派衰落颓败之势,引发常州词派中兴;常州词派式微,又引发临桂词派崛起,为中国古代词学画上了一个句号,也可谓古典词学的最后一声绝响。在张利群看来,临桂词派兴起无疑为晚清词学最后的中兴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不仅奠定了其在词坛及中国词学史上的地位,也标示了粤西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及其产生的重要影响。词学大师龙榆生的《论常州词派》评曰:常州派继浙派而兴,倡导于武进张皋文(惠言) 、翰风(琦)兄弟,发扬于荆溪周止庵(济,字保绪)氏,而极其致于清季临桂王半塘(鹏运,字幼遐)、归安朱疆村(孝臧,原名祖谋,字古微)诸先生,流风余末,今尚未衰歇。由此奠定了临桂词派在词学史及晚清词坛的地位,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大、拙”的词学理论对当时词坛的轻靡空灵之风起了矫正作用。
       4.声律与意义并重的创作风格;有关其派成员作品的评价
       作为临桂词派的核心人物,王鹏运、况周颐是临桂词派的灵魂和象征。他们的词学创作特点风格集中体现和代表了词派总体特点与风格,可窥其一斑而见全豹。
       关注国家民生和社会现实,词作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与沉郁风格特点;传承弘扬儒家文化传统,词作具有典雅中和、淳朴敦厚的风格。王鹏运词作的一大重要特征是,其创作风格具有典型的现实主义色彩。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莫立民表示,桂林王氏一脉,以诗书科考传家,代有忠君报国之人。这样的家世传统累积,使王鹏运形成了关心民瘼而又心系朝廷忠贞的性格,也使其词作具有慷慨而又婉约之气。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德明认为,王鹏运最喜欢在词中感叹身世,叹老嗟卑。王鹏运一生不仅仕途不顺,而且家事也颇多伤心之处,生性又多愁善感,于是就造成他的词大部分是表现这种哀伤的。这样的主题,又与传统的诗词尤其是宋代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周密等人的作品内容相符。
       临桂词派领袖次推况周颐,专事词学50年,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等。况周颐词学思想深受常州词派影响,强调“意内言外,词家之恒言也”。他虽然强调“意内言外”,但并未轻易否定语言、格律作用。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姚蓉认为,除继承和发展常州派词学思想外,临桂派对浙西派的词学观念也有所吸收。临桂派与常州派一样不满浙西派末流的空疏之弊,主张以“比兴寄托”矫之。但针对常州派重“意内”而轻“言外”的做法,临桂派又接受了浙西派从朱彝尊、厉鹗直至戈载以来重视词律的特点,提出声律与意义并重的词学主张。这说明临桂词派对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都进行了扬长避短的选择和超越。
       况周颐在王鹏运的影响下,不仅创作上词格、词风发生了转折和变化,其词学观和词学理论也受到王鹏运的影响。他的《蕙风词话》核心在于阐发王鹏运提出“重拙大”之旨,不仅对临桂词派创作观、词学理论进行系统总结,为临桂词派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在理论阐发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超越了常州词派而奠定了临桂词派的词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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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5 09:48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四)强村词派
       即临桂词派。临桂词派以王、况为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故称。强村词派则以朱祖谋为强村人而名之。今词人称的“清末四家”系指朱强村,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1857—1931年)一名孝臧,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强村,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为广东学政。二年后引疾去,寓居苏州,辛亥革命后移上海。强村是因其家乡湖州祖居埭溪镇位于上强山麓而取名。早年攻诗,自云“光绪己丑(1889年),薄设京师,与半塘(王鹏运)共晨夕。……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朱氏校辑刊行唐宋金元人词五种,别集179种为《强村丛书》。朱精审细勘,考证版本源流;收集丰富,并为许多词集写了跋语,深受词学界欢迎。公元1925年,朱以君臣大礼谒废帝溥仪于天津,感激涕零。6年后病卒于沪,遗词〔鹧鸪天?辛未长至口占〕有云:“忠孝何曾尽一分,年来姜被减奇温。眼中犀角非耶是,身后牛衣怨亦恩”。“忠孝”云云,确是遗老口吻。王鹏运(1848—1904年)原籍浙江绍兴,其先人宦游广西,遂为临桂(今桂林)人。叶恭绰赞其“转移风会,领袖时流”,“戏称为桂派先河”。郑文焯(1856—1918年)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人。戊戌(1898年)旅食苏州,为巡抚幕客,精通音律,雅慕白石。清亡后,哀吟低唱,多遗民之思。况周颐(1859—1926年)前在京师时,与朱氏交游;晚岁寓居沪上,成为所谓“胜朝遗老”与朱氏切磋词学。“蕙风有芙蓉癖,濡染强村,微灯双枕,抵掌剧谈,往往中夜”。沈氏论词以“重、拙、大”为创作最高原则,在理论上颇有建树。朱氏晚年居苏沪,余子时集其门,切磋琢磨,形成风气,遂有“强村词派”之称,非若清词前四派之有机结合,盖因身世词风相近也。
       清初的柳州词派、广陵词派、西泠词派等较小词派以及清末民国初的强村词派(临桂词派),其中西泠词派是云间词派旁支,而强村词派成员多是常州词派后劲,与常州词派有很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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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5 09:51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五)荆溪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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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5 09:51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六)梁溪词派
      《梁溪词选》(清侯晰编选),梁溪为无锡别称,是书汇辑清初无锡籍词人,凡十八家,各为一卷或二卷。性质略似孙默《十五家词》、龚翔麟《浙西六家词》、戈载《宋七家词选》之属。其所录诸家,为秦松龄《微云词》、顾贞观《弹指词》、严绳孙《秋水轩词》、杜诏《浣花词》、邹瑢《香眉亭词》、华侗《春水词》、汤焴《栖筠词》、张振《香叶词》、僧弘伦《泥絮词》、邹祥兰《问石词》、顾彩《鹤边词》、蔡灿《容与词》、侯晰《惜轩词》、侯文耀《鹤闲词》、侯文灯《回雪词》、顾氏(文婉夫人)《栖香阁词》等。形成的文学环境梁溪回流、蠡湖之畔的江苏无锡是清代词人的渊薮地之一。严迪昌《清词史》把清初无锡这些人成为“梁溪词人群”,在清初词人文坛上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却有待挖掘的地域性文人群体,有人称之为梁溪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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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5 09:53 | 显示全部楼层
近人詹安泰先生在《宋词散论》中把宋代自柳永以下分为八派:
       ① 真率明朗:不事假借,极少粉饰,有甚说甚,而委曲详尽,妥帖谐叶,既明朗,也深切。以柳永为宗。沈唐、李甲、孔夷、晁元礼、曹组是其嫡嗣。
       ② 高旷清雄:以苏轼为代表。源于五代十国时韦庄和李煜。可归属该派的有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朱敦儒、陈与义。张元干、李纲、张孝祥继承这一派沉着悲壮作风,是由这一派过渡到豪放派的桥梁。
       ③ 婉约清新:以秦观、清照为代表。秦远师南唐,近承晏、欧而参以柳永,时有凄怨之音,似李煜中期之作,比晏、欧伸展,比柳永雅丽。清照前期妍媚,后期凄怨。总倾向是婉约,与秦七同。赵令畤、谢逸、赵长卿、吕渭老等可归属此派。
       ④ 奇艳俊秀:以张先、贺铸为代表。属这派的有王观、李廌、李之仪、周紫芝等。
       ⑤ 典丽精工:以周邦彦为代表。
       ⑥ 豪迈奔放:以辛稼轩为代表。其源出于苏轼,经过贺铸、张元干等悲壮激昂之作,益以时代之剧变,使这一派词走上雄奇跌宕、豪迈奔放的道路而另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苏词虽然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但毕竟是“以诗为词”(陈师道语)。到了辛幼安,那就经、史、子、集任意驱遣,自然合度,是英雄豪杰,“弓刀游侠”(谭献语)了。陆游、刘过、刘克庄皆属此派。
       ⑦ 骚雅清劲:以姜白石为代表。“宋元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姜夔之一体。”(《黑蝶斋诗余序》)
       ⑧密丽险涩:以吴文英为代表。远祖温庭筠,近师周邦彦,讲究字面,烹炼句法,极意雕琢,工巧丽密,往往流于险涩,面貌略近诗中李贺和李义山,而更为隐晦。明显走梦窗一路的有尹焕、黄孝迈、楼采、李彭老等。
       刚刚说  此分法虽名“派”,实为“体”,是按“风格”分而不是按“传承”来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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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5 09:5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体】
       “体”,文章或书法的样式、风格:体裁(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可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文章的体裁,如“骚体”、“骈体”、“旧体诗”)。字体。此处一般指创作风格。“体”,可以是个人的风格,也可以是几个人相同的风格,也可以以一人为宗,其他人为粉丝。但有时也可以风格不相同,而是同时享誉于文坛的并称,被时人所称,如“吴蔡体”。
       【吴蔡体】
       金初吴激(字彦高,自号东山散人)、蔡松年(字伯坚,号萧闲老人)享誉词坛,其词被词家推为“吴蔡体”。吴词多为沉痛的故国之思,悲凉清婉;蔡词多受苏轼影响,清越雄劲。《历代词话》卷九引宋周紫芝《竹坡丛话》云:“金九主百一十八年间,独蔡松年丞相乐府与吴彦高《东山乐府》脍炙艺林,推为‘吴蔡体’”。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金代词人自以吴彦高为冠,能于感慨中饶伊郁,不独组织之工也。同时尚‘吴蔡体’,然伯坚非彦高匹。”
      【柳永体】
       一是它的俗词属性。柳永体本身含有雅词的一面,但俗词更是它的本质属性。柳永其人本身就有两个属性,他本身应该说还是士大夫的一员,也自然拥有雅文化的一面,但他的词作,更多地是代市民立言,是写给市民看的,后者更是他的本质。柳词的俗词属性,是柳永体的基本特征。李清照批评柳词“词语尘下”,无疑是准确的。因此,柳词的其他特点,大多可以作为这一基本特征的具体内容。
       其二,是柳词的写真属性。诗歌表达作者的真实生活、真实情感,原本是天经地义的,诗骚以来,莫不如此。但词体原本是文人效仿民间词而来,这就使它先天地带有模仿的性质,具有仿真的属性。太白体的《清平乐》,是应制作词,多模仿宫女、宫怨,花间体“男子而作闺音”,多是造景、造情、造语、造象之作,正中体淡化所造之景象话语,而凸出朦胧哀怨,仍然在造情窠臼,只有后主体第一次以词体写作个人传记,具有突破意义。但后主所写,作为帝王生活,并不具有士大夫的普范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柳永是以词体书写作者个人真实生活、真实情感而又带有士大夫普范性意义的第一人。所以,柳永的影响才会如此巨大。柳词的写真属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士大夫一员的柳永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主要表现在他的羁旅之词,来写作他不被士大夫阶层所容纳的悲哀;二是作为士大夫叛逆而代市民立言的柳永,写作“误入平康小巷”沉醉于青楼楚馆的柳永,写出他的真实情爱和作为男人的种种欲念。
       其三,是柳永的近代文化属性。上述两个属性,都可以进一步提升概括为柳永的近代文化属性。词为艳科,原本是士大夫共同创造的,是经历数百年时光的自然约定俗成,是华夏文化重礼教而男女情爱又是诗歌重要主题这一矛盾的合理解决。但士大夫阶层以及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容纳词为艳科,长期以来的一个重要约束,就是它的造情、造景的特性,就是“男子而作闺音”的戏剧性,也就是说,士大夫以词体写作男女情爱,并非真实记录,这就给一切想象的或者真实的情爱写作,可以给予传统的香草美人、君臣寄托的合理解释,从而合理地容纳于儒教文化之中。柳永则不然,他不但写作市井生活、市井情调,而且写作自己的真实情爱,并且是与妓女之间的泛爱,这就必然地溢出传统士大夫文化的范围,而拥有了近代文化的性质。柳词的慢词长调、铺叙写法、以白话入词等等写作特色,其实都是这一属性的具体表现,也是近代文化这一属性的必然结果。
      【东坡体】
       其词突破了传统词的题材限制,扩大了词境,他以诗为词,开创了宋词的新时代。他的词有三种风格: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 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稼轩体】
       辛稼轩词多姿多彩、不拘一格,以豪放著称亦兼擅婉约。其怀古词激扬奋厉,抒情词悱恻缠绵,闲适词清新、自然,奄有众长,号为“稼轩体”。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谓唐宋名家流派不同,“辛稼轩为一体,张、陆、刘、蒋、陈、杜合者附之”。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俚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
      【易安体】
       婉约而不流于柔靡,清秀而具逸思,富有真情实感,语言清新自然,流转如珠,音调优美,故名噪一时,号为“易安体”。特定的历史条件促成了“易安体”神“愁”形“瘦”而以清新奇隽出之的艺术特征。“易安体”既保持了南唐以来抒情词的传统词风,又创造了以时代悲剧为背景的、表现作者个人的深沉感受和巨大不幸的艺术风格。词风特点:1. 以寻常语入词。以寻常语入词是“易安体”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力主词“别是一家”,竭力维护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本色,而她作词也严守此道。她不追求辞藻华美,也不刻意熔铸前人诗句,而是大量使用从口语中加工提炼的、明白省净而富有表现力的寻常语言,来明明白白表述自己的真情实感,从而使词作自然清丽,极富情味。2.易安体格调凄婉悲怆。3.倜傥有丈夫气。李清照既然是个女词人,她的易安体自然未能摆脱闺阁之气,但这决不能视同一般的“闺阁词”。沈曾植《菌阁琐谈》就说“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
        【朱希真体】
       (朱敦儒字希真)晚年被迫隐居,常放浪于烟霞之间,写下了大量的隐逸词,多歌唱看透尘世后的随缘自适、逍遥行乐,但又深藏忧怨,有较浓的虚无思想色彩。其词语言浅白如话,形象单纯、明净,风格飘逸自然,开南宋隐逸词派之先河。这种在当时词坛能自成一家的风格物色,被称为“朱希真体”。又因其词集为《樵歌》,故亦称之为“樵歌体”。其主要特征:南渡前风格清丽超旷,近似苏轼,有不食人间烟火之风.南渡后身经国难,则有不少慷慨悲凉、忧时伤世的爱国名篇传世。
       【介庵体】
       (赵彦端字介庵)(暂缺)
       【白石体】
       (姜夔)白石体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白石词,素以“风流”、“骚雅”的风格著称,张炎称白石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入神观飞越”(《词源》)。这种风流骚雅,乃是一定的生活情趣在艺术中的“升华”。白石词中的“骚雅”所寄者乃是一种极为强烈的人格情结。正是出于对人格的自尊自立,使他产生了通过文学创作来彰显自己清高脱俗之人格气质的自彰自明意识,其词作之所以呈现出冷香、幽韵、清刚、峭拔等美学风貌也与其特定的创作旨趣与表现艺术有所关联。概言之,词不仅化作了白石精神生命的物质存在,也确立了他的生命精神、生命意志。正是通过对其词作的自矜、自赏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他才在极为清苦的生活中“独善”“固穷”以终身。
       何谓“骚雅”?简而言之,就是要有寄托。“离骚”者,牢骚也;《小雅》者,怨诽之辞也,都属于情绪感触。然此种牢骚感慨,不但是“不淫”“不乱”的,而且“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涅而不缁”,可“与日月争光”,是十分高洁的。可见,它已经不是一般的牢骚感慨了,而是作家深心中的一种怀抱,一种寄托。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五中说得最为明白:“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之所以词中之寄托往往是“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蕙风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乃是因为它通于作者的性灵。而性灵,归根到底,又是来自于作者的身世感受。此种身世感受,向内来说,是深藏于作者内心中的一种极为深切或者极为隐秘的情感或者情结;向外来说,就是融贯于作品中的一种情思、情感,亦即所寄托的骚意。
       就白石而言,隐藏在其内心中极深的情结是什么呢?既不是早年与合肥琵琶女的恋情,也不是一般的怀才不遇、自伤漂泊之感,追根究底,最深沉处乃是一种极为强烈的人格、人品意识。正如清人蔡宗茂所言:“词盛于宋代,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其所以白石的同时代人与后世评家一再以“格”“气格”“格韵高绝”等来评价赞许他,正是因为看到了他作品中那种一以贯之、时时彰显出来的极为高洁的人品气质、人格精神。而白石如此强烈的人格意识主要是来自三方面, 一是因早年失怙而造成的难与世偕的敏感、孤凄、伤感、幽独而又极思独立自强的心态;(这种心态从他最早的词作《扬州慢》词境中就可以看出。其词作终生未能走出这种伤感情调,虽为以后的身世遭际所致,但早年的心理定势当也是一重要原因。) 二是在成年后长期依人作幕、漂泊江湖之生涯中因位卑才高的屈辱心态所逐渐形成的一种极为敏感与强烈的自尊心; 三是因着杨万里、范成大诸公“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甚似陆天随” (见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2版。)等评语赞许他,时人也往往因其人品高洁而敬重他而形成的自重心理。可以说,正是这三方面的原因,促使他产生了远较当时其他清客文人明确的人格意识,并进而在其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彰显出一种高雅狷介、超尘脱俗的人格精神。
      【俳谐体】
       俳偕体即嘲、戏之作,也可称为滑稽体。北宋后期词,在“侧艳之外,复有滑稽一派”(刘永济《词论?通论》)。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著名的俳谐词人有赵征麟、李方叔、邢俊臣、张继先、康伯可、洪迈、王正之等,辛弃疾亦作有俳谐词约四十首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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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6 09:0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析派”与“辩体”、“俗”与“雅”
         一、唐宋词分派的由来
        在唐宋词兴盛时期,对词虽然有不同风格类型区分的说法,但并没有“派”的称呼。给唐宋词分派别,宋人尚没有系统的词派之说,但析派、辨体之论已起。如《碧鸡漫志》卷二就勾勒了苏轼、柳永两大词派。又如汪莘《方壶词自序》谓宋词凡三变:“东坡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此类议论,宋人尚多。
        王灼《碧鸡漫志》勾勒出苏、柳两大派。至于词体,宋人提到的计有:白乐天体、花间体、南唐体、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朱希真(朱敦儒字)体、吴蔡体(吴彦高与蔡伯坚)、稼轩体、介庵体(介庵,赵彦端字)、白石体。但宋人有关词派、词体之说,尚为零星散乱,不成系统,未能定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云:“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则一。论其派别,大约温飞卿为一体,韦端己为一体,冯正中为一体,张子野为一体,秦淮海为一体,苏东坡为一体,贺方回为一体,周美成为一体,辛稼轩为一体,姜白石为一体,史梅溪为一体,吴梦窗为一体,王碧山为一体,张玉田为一体。其间惟飞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途同归。馀则各树一帜,而皆不失其正。东坡、白石尤为矫矫。”
        论词派的着眼点与论诗一样,在于“析派”与“辩体”。宋人论诗派,以吕本中作《江西诗派宗派图》为例,就是以诗法传授为据,盖如禅宗之“法嗣”之说。严羽论诗体,凡是创作上有共同倾向或个性特色的都专立为一体。有不少是自成一体又自立一派的。象江西派与江西体其实是一回事。李杜苏黄诸大家,创体亦创派。故宋人论词体、词派也往往相互兼及。
        亦有不少词论者在总结前人理论和创作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词的各种流派的不同划分。
        有以正变分者: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云:“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色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
        有以时间分者:如刘体仁《七颂堂词绎》云:“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峤、和凝、张泌、欧阳炯、韩偓、鹿虔扆辈,不离唐绝句,如唐之初未脱隋调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则极盛,周、张、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则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盖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处全未梦见。”
有以南北宗分者:如厉鹗《樊榭山房全集》卷四《张今涪红螺词序》云:“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
        有以人分者:如蔡小石《拜石词序》云:“词胜于宋,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与气胜,秦、柳以情胜,而其派乃分。”如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云:“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梦窗、竹屋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至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馀幺弦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派别,不出四者。”(此段论述,“体”乃风格)
        分唐宋词为婉约、豪放两派,起于明人高邮人张綖(字南湖)于万历年间作《诗余图谱》三卷,取宋词一百十首,以黑、白圈标识平仄,著为图谱,这是最早的一个词谱。词分婉约、豪放两派之说,亦由此传开。张氏曰: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不过,张綖以此说本来论的是词体,真正把这个分类法来论词派的是清初的王士桢。其在《花草蒙拾》中混同“派”“体”,以张说的词“体”改说为词“派”,并推其同乡稼轩与易安为两派宗主:“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后人论词流派,多沿此说。从此,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并以此评论词人,撰述词史,成为传统说法,影响至今。但婉约派与豪放派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像苏轼李清照的词都是婉约豪放互见的,还是张綖分婉约体豪放体更恰当更科学。
真正的词派界限明晰的是区域划分法。明末有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词派”,清代相继有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等,这时派别区分极其明确,他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有创作实践,有很强的地域性,有很大的影响。这些词派的形成往往与词人们不满词作之弊而另求发展分不开,也与时代思潮、审美心理有密切关系。
        古人虽“析派”与“辩体”,但析不清辩不明。真正对词派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有进一步的发展,但还有待于深入。
        二、关于唐宋词的体与派     玄林斋主人
        唐宋词是为一种音乐文学,以其独有的文学特质,深受广大朋友喜爱。然而,关于唐宋词的一些常识,人们的理解和认识一直存在偏颇。唐宋词的“体”与“派”,就是两个相互有联系而又区别的问题,正确认识唐宋词的“体”与“派”,对于把握词史的发展,品析词的意境和风格,都至关重要。下面结合自己所学,发表一些浅陋的见解,以饗博友。
        [一]、词史上对唐宋词体与派的认识与辩论
        给唐宋词分派别,宋人尚没有系统的词派之说,但析派、辨体之论已起。如《碧鸡漫志》卷二就勾勒了苏轼、柳永两大词派。又如汪莘《方壶词自序》谓宋词凡三变:“东坡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此类议论,宋人尚多。
        至于词体,宋人提到的计有:白乐天体、花间体、南唐体、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朱希真(朱敦儒字)体、吴蔡体(吴彦高与蔡伯坚)、稼轩体、介庵体(介庵,赵彦端字)、白石体。但宋人有关词派、词体之说,尚为零星散乱,不成系统,未能定论。
        将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始于明代高邮人张綖(字南湖)。他于明万历年间著《诗余图谱》三卷,取宋词一百十首,以黑、白圈标识平仄,著为图谱,这是最早的一个词谱。词分婉约、豪放两派之说,亦由此传开。张氏曰: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清初王士祯《花草蒙拾》始混一“派”“体”,以张南湖话改说“体”为派,并推出同乡人李清照和稼轩为两大派宗主: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从此,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并以此评论词人,撰述词史,成为传统说法,影响至今。以婉约、豪放两派论词,其长处,便于总体上宏观上把握词的两种主要风格与词人的大致分野。其短处,过于粗略。如同属于婉约词人,温庭筠与韦庄、周邦彦与秦观、贺铸与晏几道、吴文英与周密,向来并称,但他们的相异点实在不下于他们的相同点,更不用说李清照与柳永相去之远了。同属于豪放的苏、辛,心貌各异。同时,苏、辛一些大词人,往往兼备众体。他们固然多豪放,然其婉约之作亦不减于他人。尤其是他们一些名作,如苏轼的《水调歌头》、《贺新郎》,辛弃疾的《摸鱼儿》、《水龙吟》,完全是一种刚柔相济的词风,兼有婉约与豪放之胜。很难作出简单归属。姜白石于南宋后期,有意于婉约、豪放之外另辟一径。可见以婉约、豪放二派称之,难以弥缝。
       清人或以时间线索分宋词为初、盛、中、晚四期。尤侗《词苑丛谈序》把五代至宋之小山、安陆当作初期;淮海、清真词为盛期;石帚、梦窗词为中期;碧山、玉田词为晚期。或以代表词人作为分派标准。汪懋麟《梁清标棠村词序》:“欧晏正其始;秦、黄、周、柳、姜、史、李清照之徒备其盛;东坡、稼轩,放乎言之矣。” 浙派后期词人王鸣盛(1722—1797)《罐堥山人词集序》说:“词之为道最深,大约只一细字尽之。北宋词人原只艳冶、豪宕两派,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以来,以此为正宗。”顾咸三云:“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辈,以冲淡秀洁,得词之中正。” (引自高佑釲《陈其年湖海楼词序》)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引蔡小石《拜石山房词钞序》:“词盛于宋,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而其派乃分。” 谢章铤(1820—1888)《赌棋山庄词话》卷九说:“宋词三派:曰婉丽,曰豪宕,曰纯雅。” 王鸣盛概括宋词三派,以艳冶、豪宕、清空词风为标识;顾咸三概括宋词三派,以雄放豪宕、妩媚风流、冲淡秀洁词风为标识;蔡宗茂概括宋词三派,以清隽、豪宕、妍丽词风为标识;谢章铤概括宋词三派,以婉丽、豪宕、纯雅词风为标志。四家概括宋词三派,异口同声;而对各派风格的概括虽略有不同,但大同小异。
        [二]、近代学者对词派的辨析
        近人詹安泰先生在《宋词散论》中把宋代自柳永以下分为八派:
        ① 真率明朗:不事假借,极少粉饰,有甚说甚,而委曲详尽,妥帖谐叶,既明朗,也深切。以柳永为宗。沈唐、李甲、孔夷、晁元礼、曹组是其嫡嗣。
        ② 高旷清雄:以苏轼为代表。源于五代十国时韦庄和李煜。可归属该派的有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朱敦儒、陈与义。张元干、李纲、张孝祥继承这一派沉着悲壮作风,是由这一派过渡到豪放派的桥梁。
        ③ 婉约清新:以秦观、清照为代表。秦远师南唐,近承晏、欧而参以柳永,时有凄怨之音,似李煜中期之作,比晏、欧伸展,比柳永雅丽。清照前期妍媚,后期凄怨。总倾向是婉约,与秦七同。赵令畤、谢逸、赵长卿、吕渭老等可归属此派。
        ④ 奇艳俊秀:以张先、贺铸为代表。属这派的有王观、李廌、李之仪、周紫芝等。
        ⑤ 典丽精工:以周邦彦为代表。
        ⑥ 豪迈奔放:以辛稼轩为代表。其源出于苏轼,经过贺铸、张元干等悲壮激昂之作,益以时代之剧变,使这一派词走上雄奇跌宕、豪迈奔放的道路而另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苏词虽然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但毕竟是“以诗为词”(陈师道语)。到了辛幼安,那就经、史、子、集任意驱遣,自然合度,是英雄豪杰,“弓刀游侠”(谭献语)了。陆游、刘过、刘克庄皆属此派。
        ⑦ 骚雅清劲:以姜白石为代表。“宋元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姜夔之一体。”(《黑蝶斋诗余序》)
        ⑧密丽险涩:以吴文英为代表。远祖温庭筠,近师周邦彦,讲究字面,烹炼句法,极意雕琢,工巧丽密,往往流于险涩,面貌略近诗中李贺和李义山,而更为隐晦。明显走梦窗一路的有尹焕、黄孝迈、楼采、李彭老等。
       [三]、现代学者的词派论
        今人张涤云在《语文导报》(杭大中文系)上把宋词概括为四大流派(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88年第2期),即婉约、豪放、雅正、闲逸四大派,每大流派中又分若干小派
       (一) 婉约派
        该派词的内容、题材,偏重于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艺术风格上体现了委婉缠绵、含蓄蕴藉、清丽柔和的阴柔美。词作者大多是“太平丞相”、风流才子、文人学士,他们在词中表现了在诗文中不宜表现的微妙情感,即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艳情和闲愁。我们可以称之为“词人之词”。可以归纳为西江派、市井派、奇艳派、正宗派、大晟词派。
       1、西江派(婉雅派)。冯煦在《蒿庵词话》中论欧、晏词时说:“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西江派或称江西派,是北宋前期承前启后的一个词派,以江西人晏殊、欧阳修、晏几道为代表,谢绛、王琪、杜安世、王诜、魏夫人等属之。该派特色是:和婉,温雅、轻愁淡恨的情思意绪,柔美沉静、含蕴清隽的情韵风调,明丽婉妙、细腻清华的语言风貌,多用小令的体制特点。他们的不同点是:大晏雍容闲雅、温润沉静,小晏稼丽曲屈,深婉凄楚,欧词则又有意境开阔、疏宕明快的一面,故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欧词)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2、市井派(俚俗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柳永一生潦倒,混迹于青楼楚馆、市井巷陌。故其词语言通俗,易唱易记,“天下咏之”。他的词俗不伤雅,雅不避俗,雅俗并陈,自成一体。如其《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更显示了文人词的高妙风韵。在体制和表现手法上,采用层层铺叙的赋体手法,淋漓尽致地叙写市民生活,抒发送别羁旅的离恨愁思。与此同时,大力创造慢词。学柳而可归入市井派的有北宋中后期的晁端礼、万俟咏、沈唐、王齐叟、李甲、曹组、赵长卿等,还有北宋末南宋初左誉、康与之等。俚俗派词对金、元散曲形成起了一定影响。
        3、奇艳派。西江派重雅,长于小令;市井派偏俗,擅写慢词,介乎两派之间而又有独特的奇警秀艳风格的,是以张先、贺铸为代表的奇艳派。张先一方面既写小令又作慢词,一方面又善于精雕巧琢,造语艳冶纤腻,时有奇警之辞,追求朦胧美、藻绘美和浓郁的情韵。如他得以自称“张三影”的三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等等,都显示了他的造诣。稍后于他的贺梅子(贺铸),其词色彩浓丽,精新奇警,情韵深长,如《横塘路》(凌波不过横塘路)、《薄倖》(淡妆多姿)等,词又能在浓艳中揉进幽凄的情调,抒写朦胧的意境。如“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与张先有异曲同工之妙。属于奇艳派的词人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宋祁及王观、李之仪、舒亶、李廌(zhì)、蔡伸等人。
        4、正宗派(清婉派)。以秦观、李清照为代表,被誉为“词家正宗”、“当行本色”。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南唐、西江派的基本风调,又融柳词长处而避其浅俗,呈现一种中和清婉之美。以真挚明净之情感,清新淡雅之语言,柔婉深蕴之风味,凄婉哀怨之情绪,确定了婉约派中的清婉体。堪称纯粹的抒情词人。他们的词情韵兼胜,清疏柔婉,语工合律,缠绵凄怨,令人陶醉,感人肺腑。特别是女词人李清照,身历南渡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其后期词愁苦哀婉之情,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因而,有人称她为哀婉词人。与此相同的尚有朱淑真,她的集名为《断肠集》,其风格可知。和秦、李走同一路的正宗词人,尚有赵令畤、陈师道、张耒、谢逸、谢过、吕渭老、孔夷、李祁、程垓等人。
        5、大晟词派(精雅派)。北宋末,婉约词坛出现了一位兼采众长、创调定型的大词人周邦彦,被后人视为“集大成者”。南宋雅正派视其为宗主,使他成为联通南北宋词学源流的“圣手”。他精通音律,后又主持大晟府,就词调之收集、考证、审定、创制来说,确有集大成功劳。他以四声入词,所制词调音韵清雅、词律严细,为历代词律家奉为圭臬。其词既有花间、南唐、西江派词之神髓,又有柳词之体格,张、贺的艳丽,秦词的清婉柔媚,深具曲丽精工、缜密醇雅、浑化圆融的艺术特色。他比贺铸更善于采融前人诗句,进一步增强了词的文学色彩。他擅长于下字运意的技巧,笔力顿挫,成为后人作词之指南。曾先后位列大晟府的词人还有万俟咏、晁端礼、田为、徐伸、晁冲之、江汉、姚公立等,风格相似,形成以周为首的大晟派。南宋初年,王之道、李石、史浩、康与之、曹勋、曾觌、沈端节等人词风近于此派,可看作余流。
        (二)豪放派
        宋豪放派有自己的渊源。王重民(王国维之子)《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已论明敦煌词的多种题材与风格,任二北《敦煌曲新探》列豪侠、感慨、志愿、勇武等类共130首,较婉约词百首为多。李白《忆秦娥》、韦应物《调笑令》(胡马)、李晔《菩萨蛮》、韦庄《喜迁莺》(街鼓动)、牛峤的《定西晋》(紫塞月明千里),已深具悲壮刚健之气。入宋来,范仲淹的边塞词、王安石的怀古词,都显示了豪壮风格。诗文革新之主将欧阳修虽属婉约派,但其词终不能完全掩盖豪健之气,如:《朝中措? 医刘仲原甫出守维扬》、《浪淘沙》(五岭麦秋残)等。至苏轼出,有意以诗入词,以理入词,以横放杰出入词,学之者一时追从,遂形成了与婉约词主导风格迥异的新流派。南渡后,时代剧变,爱国词如浪如潮,终于汇成声势浩大的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大流派,几取婉约而代之。后期稍歇,雅正派、闲逸派风行词坛,但宋末亡国前夕,豪放派又兴起新余波。如果说婉约派词是词人之词,那么豪放派可谓诗人之词,英雄之词。根据不同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豪放派似可分苏派、中兴词派、辛派等三派。
        1、苏派(豪旷派)。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抒发了他驰骋疆场的豪情壮志,《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洋溢着天上人间的磅礴气概,《阳关曲》(受降城下紫髯郎)写同仇敌忾的爱国豪情,《满江红》(江汉西来)抒江山壮阔、人物古今之慨,《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显示出“英雄本色”、“横槊气概”(徐釚《词苑丛谈》),致使王世贞详曰:“学士此词,亦自雄壮,感慨千古,果令铜将军于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弇州山人词评》),同时,苏轼还有较多词充分表现了高旷浩逸的风格。如《西江月?平山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由豪放而趋高旷,乃东坡宦海风波、屡遭坎坷境遇所致,也与他个人旷达胸怀、浩逸气质息息相通。苏子开创的豪旷词风如一股强劲雄风吹进词坛,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李光、陈与义等起而效之,形成一个新流派。即使婉约词人亦受其影响,如贺铸、惠洪、陈克、蔡伸诸人,亦写了一些豪旷词。后又南启中兴词派和辛派,北传金人蔡松年、吴激、赵秉文、元好问等,并延绵后世,代有名家名作。
        2、中兴词派(豪雄派)。北宋陵替,宋室南渡,靖康之耻,激起了抗战名臣、文人志士的爱国热忱,唤醒了热切的民族雪耻心。这时词坛上出现了许多豪情似火、悲愤激越的英雄之词。如李纲的《苏武令》(塞上风高)、《水在吟》(汉家炎运中微)、(古来夷狄难训),赵鼎的《鹧鸪天》(客路那知岁序移),张元干的《贺新郎》《曳杖危楼去》、《石州慢》(雨急云飞)、《水调歌头》(戎虏乱中夏),王以宁的《蓦山溪》(雕弓绣帽),胡铨的《转调定风波》(从古将军自有真),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遥望中原),邵缉的《满庭芳》(落日旌旗),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木兰花》(拥貔貅万骑)等词,都抒发了恢复中原、雪耻中兴的爱国之志,沉痛悲愤、同仇敌忾的爱国激情。这些词章一变北宋初承平享乐之风,如慷慨激昂的大刀进行曲,似悲壮凄凉的战场笳鼓声,忠愤填膺,气吞山河,写下了宋代词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3、辛派(豪壮派)。如果说南宋中兴词派的爱国词,犹如平地第一声春雷的话,那么紧接着而来的便是以辛弃疾为代表的更大更持久的阵阵风雷。稼轩集豪放词之大成,并将其推向顶峰。其爱国词章,豪迈奋扬,悲壮淋漓,沸腾着满腔热血,如《满江红》(鹏翼垂空)、《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等词,雄气凌人,坐啸生风,铮铮有金戈铁马之声,唱出了爱国词之最强音。同时因投降当道,屡遭排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在他词中亦不免充满着愤恨之气、悲凉之情,使之带上一层沉郁悲壮色调,打上了不幸时代的印记,而与苏轼豪旷词有别。此外,他比苏词“以诗为词”更进一步,既善于取各派词家之精华,又长于遣经、史、子、集之意句,博采兼收,纵横如意,融合无间,别立一宗,形成一种摧刚为柔、百转千回,壮美与优美、英雄之气与悲郁之情交融妙回的特有风格,呈现出多棱面的立体美和深蕴沉蓄的韵味,使回肠荡气,长歌当哭!辛派词人阵容壮大,陆游、陈亮、韩元吉、杨炎正、袁去华、王质、赵善括为其羽翼,刘过、刘仙伦、戴复古、魏了翁、岳珂、刘克庄、吴潜、李曾伯追随其后。宋末,又有陈人杰、文及翁、姚勉、刘辰翁、王奕、文天祥、邓剡、蒋捷、汪元量等沉痛悲歌,继其余绪,为其余响。
       (三)格律派
        南宋中后期,宋、金签约对峙,朝中投降派主政,偏安江南,享乐之风又起。当时词坛,除少数词人追随投降派沉湎声色、粉饰太平外,辛派词人继续燃烧着爱国热情,一批词人转向山水隐逸,另一批词人则以姜夔、吴文英为代表,以周美成为先导,走向潜心研究词律、创作高雅清醇词作的道路。他们既不满婉约词的香软柔媚,感到有伤风雅,不合时代气息;又不满豪放派词的粗豪激昂,以为有失韵度、不符词体特点。他们首先以音乐家眼光看待词,以古典雅乐的“中正和平”之音,“典雅纯正”之辞净化词,以使词不失“雅正之道”。他们的词作大都具有音韵精密清越、格调高雅幽洁、笔力清健冷隽的风格,确实与婉约、豪放词风味相异,别具特色。前代评家早有明论,如高佑釲《陈其年湖海楼词序》引顾咸三语:“宋名家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张炎)辈,以冲淡秀洁,得词之中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北宋词人原只有艳冶、豪荡两派,自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来以此为宗。”(王鸣盛语)一代词宗夏承焘在《论姜夔词》中,亦认为姜和“苏辛、柳周两派鼎足而三”(《文学研究》1957、1)。对该派词,有人着重于内容而称“风雅派”,有人着眼于形式命为“格律派”,结合二者,突出风格特点,似可借用前人语,名为“雅正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派词可称之为“乐人之词”。雅正派是南宋后期最大词派。从风格上看,可分为姜派和吴派。
       1、姜派(清空派)。由姜夔开创,史达祖为羽翼,另有高观国、孙惟信、刘镇、吴咏、刘子寰、方岳、翁元龙、黄升等影从。宋末,周密、王沂孙、张炎三大家继起,声势尤盛,但词亦成为更加高深典雅的文人词了。姜词清健空灵、幽冷疏宕、音韵高绝,寓刚于柔、运密于疏的特有风格。其代表作《暗香》、《疏影》最能体现其风格,其中亦寓家国兴亡之感。张炎《词源》:“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杨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云:“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
       2、吴派(密丽派)。吴文英(号梦窗)是继白石之后的另一位雅正派大家。沈义父《乐府指迷》述吴论作词之法云:
        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一、二、四条与姜大体相同,强调第三条,则另辟隐秀幽邃一路,同周、姜有别。同时,他善于烹炼句法,雕琢词藻,喜用丽字、实字、代字,秾丽博实,令人眩目。如其《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起)、《霜叶飞》(断烟离绪)、《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等词,颇有李贺、李商隐之风。另外,他亦有风格疏快明朗的词作。吴生前影响已大,追随者就已有尹焕、黄孝迈、冯去非、楼采、李彭老等词人;清代常州词派及晚清词论家对他评价尤高。
        (四)闲逸派
        闲逸派既不同于侧重艳情、婉转含蓄的婉约派,又不同于济世报国、雄深豪放的豪放派,也不同于特重音律、典雅中正的雅正派;它以山光水色、闲情逸思为主要摹写对象,以自然疏放、悠闲飘逸为主要风格特色。这派词人深受晋、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影响,直接承继中唐张志和《渔歌子》等词的传统。他们或情志高洁,酷爱自然,或隐逸远世,保真养性,或受挫避祸、闲放退居,表现了一种特有的闲远超逸之态。就此而言,这派词可称之为逸人之词。刘麟生《中国诗词概论》和张常工《中国文学史》将宋词流派分为婉约、豪放和闲适三派;薛砺若《宋词通论》则将这一派称为颓废派与潇洒派。这派诗人随着时代氛围和个人气质、境遇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旷逸、雅逸派。
        1、旷逸词派。宋初王禹偁、潘阆、林逋、等人已有一些吟咏山水、自然淡远的小令,欧阳修也有不少叙写风景、清淡疏隽的词作,可说是闲逸派的滥觞阶段。北宋中叶以后,苏派词崛起,其旷达风度影响广泛;加上社会政治、佛老禅学的影响,出现了一群以闲逸、旷达为主要风格的词人,如僧仲殊、徐积、米芾、毛滂、米友仁、刘一止、朱敦儒、向子諲(yin)等。朱敦儒《鹧鸪天》组词大体可以代表这一派词的风韵。如其中《鹧鸪天》: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豪放派词人陈与义、张元干、叶梦得等,也有不少旷逸词。南渡后,这派词人也明显地在词中流露了亡国之恨,如朱敦儒、向子諲后期的词,但毕竟与爱国词派大声疾呼或不甘闲退大不相同。南宋旷逸派词人有李弥逊、倪称、张抡、李流谦、葛剡、范成大、李处金、陈三聘、石孝友、汪莘等。陆游后期退居山阴的词,亦颇有旷逸风格,只是更兼悲愤之气。宋亡前后,何梦桂、赵文、刘埙、黎廷瑞、刘将孙等,是这一派的余流。
        2、雅逸词派。这派词人受到晏、欧、周雅词,特别是雅正派词影响,以柔笔雅辞写山川景物,叙宴饮交游,抒闲情逸致,偏重于典雅和藻饰,与旷逸派的自然野趣、超旷飘逸有异。北宋中后期至南渡前后有黄裳、苏庠、葛胜仲、吴则礼、徐府、周紫芝、张纲、吕本中、王灼、杨无咎、葛立方、吕胜己、赵师侠等,南宋中后期有张鎡、卢炳、吴礼之、卢祖皋、洪咨夔、张辑、赵以夫、陈著、陈允平、仇远、陈德武等,人数众多。周紫芝的《小重山》很能代表雅逸派的风格。词曰:
        碧玉山围十里湖,水云天共远,戏双凫。河阳花县锦屏铺,人不老,长日在蓬壶。 一笑且踟蹰。会骑箕尾去,上云衢。十分深注碧琳腴,休惜醉,醉后有人扶。
        由上,可以看出:一直以来,词学界对唐宋词体与派的认识与讨论,虽然存在差别。但是,他们分类的标准大致是相同的,即从词的题材、风格兼及词人的性情而考虑。大体而言,词体侧重于题材、范式而论,如东坡体指文人雅词,与写宫廷生活的花间体、写市井生活的柳永体相对;而词派则侧重于艺术追求、风格,同一派别的词人艺术追求、风格都有相近,如以周邦彦、吴文英为代表的格律派,都在音律上求精,且风格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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